馬禮遜譯本

[有待更新]

Morrison’s translation

賀清泰停筆後不久，馬禮遜便開始譯經了。他翻譯的《神天聖書》，繼馬殊曼的譯本後，成為史上第二本現存完整的中文新舊約全書。

馬禮遜是誰？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或譯：馬理遜、摩理臣、摩利臣) 在香港和澳門可算家傳戶曉。

香港的摩利臣街(Morrison Street)、摩利臣山道(Morrison Hill Road)、摩理臣山游泳池(Morrison Hill Swimming Pool，香港首個公眾室內泳池)、澳門的馬禮遜教堂(Capela Protestante Morrison Chapel)等等，都是以他命名的。香港的馬理遜獎學基金，也是為紀念他而設，至今每年也頒發獎學金給成績優異的學生。

不過，他留在香港和澳門的時光，只是斷斷續續。那麼，為甚麼他仍然在這兩個地方如此知名呢？

馬禮遜來華

馬禮遜出生於諾森伯倫(Northumberland)，位於英格蘭東北方，邊界與蘇格蘭連接。父親是蘇格蘭人，母親是英格蘭人。

他在1804年加入倫敦傳道會(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這是獨立於聖公會的宣教機構，在1795年成立。

當時馬禮遜很年輕，僅二十多歲，但已決定來華傳道和翻譯聖經，並在出發前花了半年跟旅英的廣東人Yong Sam-tak (中文姓名可能是容三德或楊善達，見：蔡錦圖(2018)第42頁；唐子明(2018)第10頁) 學習中文。

馬禮遜知道在大英博物館藏有一份中文新約聖經的手抄本，內容包括四福音合參和某些新約的書卷，他們便到大英博物館借來謄抄一份，作為後來譯經的參考資料。由於馬禮遜當時仍初學中文，所以負責謄抄的應該只有Yong Sam-tak。該抄本沒有寫上譯者姓名，所以他們一直都不知道譯者是誰，許多年後經多位學者考究，才證實那就是《白日昇譯本》。另外，他們也在大英博物館謄抄了一冊「拉丁文 – 中文」字典。

大清嚴禁外國人傳教，當時英國遵守禁令，所以馬禮遜要先美國公民身分才可來華。他在1807年抵達澳門，幾日後往廣州離珠江約三百尺的十三行區，是個外商貿易的地點。1809年，他受聘為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的翻譯員，在廣州工作，直至1834年。

馬禮遜的譯經計劃

1810年，馬禮遜請工匠以木刻雕版，在廣州印行《使徒行傳》單行本；翌年印行《路加傳福音書》。

他在1813年完成新約全書的翻譯，並在1814年以《耶穌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遺詔書》(副題：《俱依本言譯出》) 為名在廣州印行。

1813年，倫敦傳道會的另一名傳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到達澳門，後到廣州，協助馬禮遜。不過米憐未能取得在廣州的居留許可，唯有轉往馬六甲(Malacca)；該地當時屬荷蘭管治，1824年轉為英國管治，今天屬馬來西亞。

米憐在馬六甲設立佈道所和印刷所，印製馬禮遜譯的《耶穌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遺詔書》。

馬禮遜和米憐兩人也合力在馬六甲開辦英華書院 (當年稱Anglo-Chinese College，今天稱Ying Wa College，地址：香港九龍英華街一號)，1818年舉行奠基禮，約在1819或1820年開學。

但他們在馬六甲辦學的計劃，卻不在倫敦傳道會的計劃之內。米憐為首任校長，印刷所也以英華書院為名。所以，當時印製的聖經，在書名左旁都印有「嗎𠯿呷英華書院藏板」(見下圖)。

米憐在馬六甲除了負責印刷工作外，也協助馬禮遜翻譯舊約，另也有幾位華人助手協助翻譯，其中包括Yong Sam-tak。

舊約全書的翻譯工作在1819年完成，再經多年在馬六甲英華書院以木刻雕版印刷，終於在1823年印製完成，新舊約全書合稱《神天聖書》，線裝本，共21冊。可惜米憐在全書出版前前一年已病逝，未能目睹成品；而《神天聖書》印行日期比《馬殊曼譯本》謹遲了一年，因此未能留名為「史上第一本完整出版的中文新舊約全書」。

當時在馬六甲負責雕版印刷的助手叫梁發，廣東人，後來成為史上首位華人的新教牧者。梁發也有自行寫作出版，包括1832年印行的《勸世良言》。

馬禮遜除了翻譯聖經外，也編寫華英字典。他獲得廣州英國商館資助，在澳門成立東印度公司印刷所，以金屬活字印刷。第一冊在1815年出版 (見圖)，全書則在1823年完成，可能是世上第一本「華語 – 英語」字典。

1828年馬禮遜編寫《廣東省土話字彙》(掃描版： Google Book)，初版在澳門出版，共六百多頁，分三部份：英漢、漢英、詞語及片語。這肯定是世上第一本「粵語 – 英語」字典。

米憐也創辦《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是中文期刊，很可能是世上第一份中文期刊，或許也可稱為報刊，因為除了基督教的內容外，也包含新聞。

馬禮遜首任妻子瑪麗(Mary)，1821年在澳門去世，第二任妻子伊利沙(Eliza)在1833年返回英國，翌年馬禮遜離世，葬於澳門。

馬禮遜部份子女在他離世前一年已隨伊利沙返回英國，但其中一名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卻留下，並接替父親代表英國政府擔任Chinese Secretary。1842年，清廷與英國簽定南京條約，英方談判代表翻譯和條文草擬，就是馬儒翰。1843年，馬禮遜獲香港政府任命為代理輔政司(Acting Colonial Secretary)、香港議政局(Execu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委員、和香港定例局(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委員。之後，倫敦傳道會關閉馬六甲、巴達維亞等南洋佈道站，遷到香港。

馬禮遜一直盡心推動教育。上文提過，他和米憐一起在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1843年該校遷到香港，至今仍然是香港著名中學之一。馬禮遜逝世後，後人在廣州成立馬理遜教育協會(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繼續推動教育發展。

馬理遜教育協會於1873年3月18日舉行會議，同意撥出港幣3000元為香港中央書院(The Central School，後稱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舊生包括孫中山) 設立馬理遜獎學金，條件由中央書院校長、在任的佑寧堂牧師及倫敦傳道會的高級傳教士擬定。

馬理遜基金累積到1896年，已超過港幣五百萬元。1934年11月9日，香港法例賦予馬理遜獎學基金法團地位，繼續管理為皇仁書院而設的獎學金。這是香港唯一以立法方式成立並為單一中學而設的獎學金，即《香港法例》第1037章《馬理遜獎學基金條例》(Morrison Scholarships Fund Ordinance, Chapter 1037, Laws of Hong Kong)。至今皇仁書院仍然每年頒發馬理遜獎學基金給成績最優異的學生，百多年來從未間斷。

以上事跡，令馬禮遜在香港和澳門成為家傳戶曉的名字。

趕工和抄襲疑雲

單看馬禮遜的出版進度，很易令人懷疑他翻譯「保羅書信」時倉猝趕工，甚至抄襲 (下表用現代新教的名稱，而不是馬禮遜用的名稱)：

1810年12月：使徒行傳
1811年：路加福音
1812年：羅馬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後書、加拉太書、以弗所書、腓立比書、哥羅西書、帖撒羅尼迦前書、帖撒羅尼迦後書、提摩太前書、提摩太後書、提多書、腓利門書、希伯來書
1813年：新約全書
1815年：創世記
1823年：舊約全書

這些批評是否公允呢？

先看馬禮遜自己的說法。首先，他在親筆信中承認，1810年的使徒行傳，不是由他翻譯，而是把他在大英博物館借來謄抄的一本不知名的中譯本 (即後來獲證實為《白日昇譯本》) 重印，改動非常少 (蔡錦圖，2018，第129頁；唐子明，2018，第40頁)。

翌年馬禮遜開始翻譯路加福音，花了十一個月，雖然也有參考《白日昇譯本》，但明顯馬禮遜自己也開始發展自己的翻譯風格。各位可以自行比較《白日昇譯本》和《馬禮遜譯本》的新約「福音書」經文有甚麼差別。

他花了十一個月才完成路加福音，但他再用兩年便完成新約全書，有學者(唐子明，2018，第54–58頁) 研究後指出，馬禮遜似乎把《白日昇譯本》的「保羅書信」略加修改便出版了。為甚麼要趕工？學者Broomhall(海恩波，1934)指出，是因為他知道馬殊曼也同期翻譯聖經，雙方都存有競爭的心態 (蔡錦圖，2020，第70頁)，所以不能再像翻譯路加福音般慢慢做。馬禮遜自己也親筆承認，只有福音書 (其實甚至可能只是路加福音)、使徒行傳、和啟示錄是「出自我手」，其餘的都是只是修改「前人不知名的中譯本」 (即《白日昇譯本》，見：唐子明，2018，第44頁)。啟示錄是馬禮遜的譯作，因為白日昇未開始譯這卷書已離世。

可以說，馬禮遜自己承認，他的新約大部份抄自《白日昇譯本》，原因是要趕工，但結果仍然比馬殊曼慢了一年才完成新舊約全書。

後來馬禮遜也很可能曾經獲得一份《古新聖經》「四福音書」的手抄本 (鄭海娟，2014，第287頁)，也有可能包括「歷史書」(李奭學，2013，第98頁)。他在1816年6月8日致函大英聖書公會，稱有一位羅馬天主教教士的聯絡人，贈予他一份附有注解要福音書譯文抄本，該譯文的譯者還健在，居於北京，他的譯文採用“colloquial style”(白話)，似有意推崇 (李奭學，2013，第98頁)。從此函內容可以估計，這應該指《古新聖經》，但矛盾的地方是馬禮遜說譯者「還健在」，但其實賀清泰在1814年離世；不過，當年消息傳遞緩慢，可能馬禮遜不知道他已離世而不是另有所指 (鄭海娟，2014，第287頁)。

馬禮遜收到這份《古新聖經》手抄本時，他翻譯的新約全書《耶穌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遺詔書》已經出版，所以對他的新約譯文沒有影響 (蔡錦圖，2018，第129頁)。但當時馬禮遜的舊約仍在翻譯中，那麼《古新聖經》會不會對他的舊約翻譯風格產生影響呢？有學者認為應該有影響 (李奭學，2013，第98頁；鄭海娟，2014，第288頁)，但不能肯定。

無論如何，馬禮遜看過《古新聖經》後，起碼會反思一個問題：究竟他應該用文言、白話、或半文言半白話譯經呢？這是因為，《白日昇譯本》是文言，但《賀清泰譯本》卻是很通俗的白話，相信這兩個版本的巨大差異，對馬禮遜來說，是個大震撼，尤其中文不是他的母語，他的感受應該更深。雖然馬禮遜最終沒有用白話譯經，但究竟《賀清泰譯本》對他後來的譯文有甚麼實際影響呢？

如果我們不考慮馬禮遜的翻譯過程，只看成書的內容，便會覺得，馬禮遜的譯文，「文不文，白不白，文白也非水乳交融」，稱不上是《三國演義》這類傳教士口中的「淺文理」文體 (李奭學，2013，第84頁)。可以說，馬禮遜的貢獻，主要是創先河，是世上首兩本中文新舊約全書之一 (另一是《《馬殊曼譯本》》)，而不在於文筆是否優美。

無可否認，馬禮遜的譯文，不論新約或舊約，都傾向逐字直譯，語句生硬，而且大量借用《白日昇譯本》，也許根本不是由原文直接翻譯 (唐子明，2018，第54–55頁))。他完成了新舊約全書後，隨着他的中文日漸進步，他自己也覺得不滿，曾向兒子馬儒翰表明，希望可以重譯，但可惜馬禮遜過世前仍未有時間開始重譯。他死後，兒子馬儒翰便着手籌備重譯的工作，承繼先父遺願，詳見：〈四人小組譯本〉。

《馬殊曼譯本》與《馬禮遜譯本》印行時間只差一年。《馬殊曼譯本》採用「蘸」字譯baptism，因此浸禮宗多年來印行和流傳此譯本；《馬禮遜譯本》用「洗」字，所以多由其他宗派使用。

馬禮遜的《神天聖書》，其掃描本可在澳洲國家圖書館的網站上免費閱讀。澳洲國家圖書館收藏了二百多萬份手稿，並特設亞洲藏品閱讀室，收藏大量中文和其他亞洲語文的書籍，詳見其介紹。

馬禮遜的譯文特色

馬禮遜的新約是文言，但部份舊約卻「文不文，白不白，文白也非水乳交融」(李奭學，2013，第84頁)。為甚麼？答案可從馬禮遜的信函中猜到。

馬禮遜完成新約後，獲得了一份《古新聖經》「四福音書」的手抄本 (鄭海娟，2014，第287頁)，也有可能包括「歷史書」(李奭學，2013，第98頁)。他在1816年6月8日致函大英聖書公會，稱有一位羅馬天主教教士的聯絡人，贈予他一份附有注解要福音書譯文抄本，該譯文的譯者還健在，居於北京，他的譯文採用“colloquial style”(白話)，似有意推崇 (李奭學，2013，第98頁)。從此函內容可以估計，這應該指《古新聖經》，但矛盾的地方是馬禮遜說譯者「還健在」，但其實賀清泰在1814年離世；不過，當年消息傳遞緩慢，可能馬禮遜不知道他已離世而不是另有所指 (鄭海娟，2014，第287頁)。

馬禮遜收到這份《古新聖經》手抄本時，他翻譯的新約全書《耶穌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遺詔書》已經出版，所以對他的新約譯文沒有影響 (蔡錦圖，2018，第129頁)。但當時馬禮遜的舊約仍在翻譯中，那麼《古新聖經》會不會對他的舊約翻譯風格產生影響呢？有學者認為應該有影響 (李奭學，2013，第98頁；鄭海娟，2014，第288頁)，但不能肯定。

無論如何，馬禮遜看過《古新聖經》後，起碼會反思一個問題：究竟他應該用文言、白話、或半文言半白話譯經呢？這是因為，《白日昇譯本》是文言，但《賀清泰譯本》卻是很通俗的白話，相信這兩個版本的巨大差異，對馬禮遜來說，是個大震撼，尤其中文不是他的母語，他的感受應該更深。雖然馬禮遜最終沒有用白話譯經，但究竟《賀清泰譯本》對他後來的譯文有甚麼實際影響呢？

有學者認為馬禮遜用來翻譯舊約的文體，非文非白，也稱不上是《三國演義》這類傳教士口中的「淺文理」文體 (李奭學，2013，第84頁)。可以說，馬禮遜的貢獻，主要是創先河，是世上首兩本中文新舊約全書之一 (另一是《馬殊曼譯本》)，而不在於文筆是否優美。

無可否認，馬禮遜的譯文，不論新約或舊約，都傾向逐字直譯，語句生硬。他的助手梁發也說，華人讀起來很不通順，中文的寫作風格和成語運用也不成功*。他完成了新舊約全書後，隨着他的中文日漸進步，他自己也覺得不滿，曾向兒子馬儒翰表明，希望可以重譯，但可惜馬禮遜過世前仍未有時間開始重譯。他死後，兒子馬儒翰便着手籌備重譯的工作，承繼先父遺願，詳見：〈四人小組譯本〉。

馬禮遜的《神天聖書》，其掃描本可在澳洲國家圖書館的網站上免費閱讀。澳洲國家圖書館收藏了二百多萬份手稿，並特設亞洲藏品閱讀室，收藏大量中文和其他亞洲語文的書籍，詳見其介紹。

馬禮遜和馬殊曼的翻譯計劃，同樣獲大英聖書公會的金錢支持。不過，由於馬殊曼的浸信宗背景，此譯本採用「蘸」字譯 baptism，所以浸信宗多年來印行和流傳此譯本；馬禮遜譯本雖然也有用「浸」字，但也有用「洗」字，所以多由其他宗派使用。若以現代眼光看，這大概只是派別之爭 (甚至不用很快扯到上所謂宗派問題)，多於翻譯問題，因為「浸」和「洗」在中文有多種意思，但「蘸」當年則大概是俗語，所以，如真的想好好解決問題，其實應有很多方法，無必要堅持用俗語；見《康熙字典》：

蘸：以物投水也，此蓋俗語。(節錄)
浸：漬也。又潤也。又漸也。又沒也。(節錄)
洗 (《康熙字典》列出兩個讀音)：
- 蘇典切，音銑：洒足也。又潔也。(節錄)
- 想禮切，音姺：與洒同。滌也。又承水器也。(節錄)

註釋

* 唐子明(2018)，第97頁，引述：Walter Henry Medhurst, Memorial Addressed to the British & Foreign Bible Society on a New Version of the Chinese Scripture, 5

參考資料

主要參考資料：見列表。

其他參考資料，見下：

STOKES, Gwenneth and John, Queen’s College, Its History 1862-1987, pp.4, 16.

Morrison Scholarships Fund Ordinance, Chapter 1037, Laws of Hong Kong.

李奭學 (2013)〈近代白話文•宗教啟蒙•耶穌會傳統——試窺賀清泰及其所譯《古新聖經》的語言問題〉，《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四十二期，2013年3月，第51–108頁

鄭海娟 (2014)〈文本之網：《古新聖經》與前後代《聖經》漢譯本之關係〉，清華中文學報，第十一期，2014年6月，第261–29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