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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抄本 (希臘文)

New Testament manuscripts in Greek

已出土和保存下來的新約抄本數以千計，有些只是一塊碎片，但有些卻幾乎包括了新約全書。如果以「抄寫型式」分類，這些抄本可客觀地分為「蒲草紙抄本」、「大階體抄本」和「小階體抄本」。不過，如果以不同抄本之間用字的差異作分類，便可以把抄本主觀地分為不同的「經文類型」(text-type) 或「經文類別」(categories)。

客觀的分類準則：抄寫型式           

現存的新約希臘文手稿都是抄本，沒有任何一份獲公認為「有可能是原稿」。現存早期抄本，有寫在莎草紙 (papyrus)，也有寫在羊皮紙或牛皮紙 (parchment; vellum) 上，或可統稱獸皮紙。

為方便討論，有兩位學者把這幾千份抄本編號，他們是 Caspar René Gregory (1846–1917) 和後來接力的亞蘭(Kurt Aland, 1915–1994)。對！這位Aland，就是當年Nestle-Aland’s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的兩位編輯之一，是聯合聖經公會和今天絕大部分譯者翻譯新約的依據 (見下文)。

這個簡稱 Gregory–Aland 的編號方式如下：

  • 莎草紙抄本以哥德體的 𝔓 字為記號，由 𝔓 1 至 𝔓 141。
  • 寫在獸皮紙上的，再按抄寫用的字母細分為大楷體(uncials，由#01至#0324)和小楷體(minuscules，由#1至#3018)。所以，#0101代表第一百零一號的大楷體抄本，而#101就是第一百零一號的小楷體抄本。

1. 莎草紙抄本 papyri


《約翰．雷蘭殘篇》(複製品)，筆者攝於香港2017年「感動之旅」(the INSPIRED Exhibit) 聖經展。

現存的希臘文莎草紙抄本至今已發現141份，大都只有一頁或幾頁的殘片，但有幾份頁數較多。其中學術價值較高的，抄寫期比最早的獸皮紙鈔本更早，可以讓我們窺探「原始」手稿的原貌：

2. 大楷體抄本 uncials


西奈抄本 (希臘文大楷體抄本)，展示的是其中一頁 fol.68a 的複製品，筆者攝於香港2017年「感動之旅」(the INSPIRED Exhibit)聖經展。

至今已出土及編號的希臘文大階體抄本共324份，較重要的包括：

#01: א: 西奈抄本 (Sinaiticus)
#02: A: 亞歷山大抄本 (Alexandrinus)
#03: B: 梵蒂岡抄本 (Vaticanus)
#04: C: 以法蓮抄本 (Ephraemi Rescriptus)，屬五世紀，現存巴黎國家圖書館，約有一半內容已遺失。
#05: Dea: 伯撒抄本 (Bezae)，屬五世紀末，現存劍橋大學，只有福音書和《使徒行傳／宗徒大事錄》，和一小塊的《約翰／若望三書》。
#06: Dp: 克萊蒙抄本 (Claromontanus)，屬六世紀，現存於巴黎，有保羅書信和《使徒行傳／宗徒大事錄》。
#032: W: 華盛頓抄本 (Washingtonianus)，屬五世紀，現存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弗瑞爾藝廊(Freer Gallery of Art)。

3. 小楷體抄本 minuscules                             

至今已出土及編號的小楷體希臘文字母抄本共3018份，多屬九至十五世紀之間。小楷體希臘文字母發展自一直用於個人書信的草書體(cursive)，較草書體整齊，但較大楷體書寫省時。

參考：所有小階體抄本列表

主觀的分類方式：經文類型(text-type)和經文類別(categories) 

現存的新約希臘文抄本數以千計。當年沒有影印機或相機，手抄本偶有錯誤，毫不稀奇。當不同抄本有相異的字詞出現時，我們便要鑑別哪一個版本才是正確。

因此，研究經文抄本，就好像要根據子子孫孫的照片來估計祖先的樣貌般；我們要重組家庭成員名單，分辨誰是親生子女，誰是遠房親戚。同一道理，我們也可以把不同的經文歸類，方便學術分析。由於一切出於估計，所以必然帶有主觀成份，不同學者也提出不同的分類方式。傳統的分類方式是把經文歸類為幾種「經文類型」(text-type)，但近年有學者提出更佳的分類，簡單稱為五個「經文類別」(categories)。

無論如何，單靠研究「子子孫孫」的照片，也未能估計準確祖先的樣貌，因為最早期的「子孫照片」，也與始祖相距好幾代了。研究經文，也要考慮內在證據，研究每項異文，重組「始祖」的五官和身體各部份。但這已屬經文鑑別學(biblical criticism)的問題，暫時不在此研究。

我們先談談手抄本的手民之誤如何出現，然後再談「經文類型」和「經文類別」這兩種分類方式。 

1. 手抄本內容為何有差異？                         

可能有人說，謄抄聖經的文士都很謹慎，絕少出錯云云；也許獸皮紙抄本還說得通，但獸皮紙昂貴，許多抄本用的是莎草紙，難以長期保存，墨水褪色也可能令後來的抄寫員看錯。因此，要研究新約不同抄本之間的差異，其實要先考慮其特殊的歷史背景。

這些抄寫錯誤，有些很明顯是無心之失 (例如希臘大階字母Μ很容易會與兩個相連的大階字母ΛΛ混淆)，很易分辨，讀者可以大膽假設原文是甚麼。

試想虛構例子，今天你在家找到一份字跡模糊的英文手抄筆記，紙張發霉，有個英文字看似是 “connnon”，中間的三個 n，你大概會估計其實是兩個 m，所以這個字應該是“common”吧。當然，也要看上文下理，如果該段落正在談武器，而那個字的位置應該是名詞，則這便可能是 “cannon” (大炮)了。另外，我們也要看內文描述的年份，如果這份文件是現代作品，文章題目是攝影，這個字也可能是指相機品牌“Canon”，但如果題目是十九世紀的攝影歷史，則不可能是指 Canon，因為 Canon 公司在二十世紀才成立！以上簡單地比喻鑑別學是甚麼。 

另一類的差異，是有些抄本比另一些抄本多了幾個字 (例如〈路加福音〉11:2的主禱文，較早期的抄本是：「父啊，願……」，但很多第八、九世紀的抄本都多了幾個字，變成：「我們在天上的父，願……」)。學者便要估計，為何有些抄本會多了幾個字，這些字是否後加的，等等。

有時候兩份抄本都各有可能的解釋，便要深入考究哪一份較接近原稿了。表面看來，越早期的抄本應該越接近原稿；但其實卻不能一概而論，因為現存的所謂「最早期」抄本，數量稀少，同期的抄本也可能已失傳，而且即使抄寫的時間早在公元200年，其實也不算很「早期」了，實在距離耶穌針十字架已經兩個世紀，很可能已經相隔了多重抄寫，是否可靠，還要看從哪裡抄過來，抄寫員是否小心，獸皮紙、和墨水的品質等。

2. 十八世紀：「經文類型」(text-type)   

十八世紀開始有學者提出「經文類型」可分三種，包括 (ISBE, 1989)：

亞歷山大經文類型(Alexandrian text-type)
西方經文類型(Western text-type)
拜占庭經文類型(Byzantine text-type)

到了二十世紀初，有些學者提出，有些抄本的「四福音書」內容，難用以上三種作歸類，所以提出另一種：

凱撒利亞經文類型(Caesarean text-type)


請注意，這些「經文類型」是用來把內文分類，而不是把抄本分類。有些抄本，不同的章節呈現了不同的特色，例如：​​#032: 華盛頓抄本 (Washingtonianus)：這份五世紀的抄本，似乎是謄抄自幾份不同來源的抄本：

  • 《馬太／瑪竇福音》明顯是「拜占庭經文類型」。
  • 《約翰／若望福音》5:12起是「亞歷山大經文類型」，但《約翰／若望福音》5:11之前似乎是七世紀後加的，便有些「西方經文類型」色彩。
  • 《路加福音》前面的幾章是「亞歷山大經文類型」，但較後的部份卻有「拜占庭經文類型」的特色。
  • 《馬可／馬爾谷福音》的情況較複雜，前幾章似屬「西方經文類型」，但帶有古拉丁譯本的影響；《馬可／馬爾谷福音》5:31 – 16:20則「四不像」，所以如上所述，有學者提出這是「凱撒利亞經文類型」。

3. 十九世紀：魏斯科、霍特、奈瑟勒


Westcott and Hort,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Original Greek (1881), image source: archive.org, public domain

在十九世紀末，英國劍橋大學的魏斯科 (Brooke Foss Westcott) 和霍特 (Fenton John Anthony Hort) 提出了「中性經文」(neutral text) 的理論，對以上的分類方式提出新觀點。他們提出現代文本鑑別的客觀原則：(1) 外證：評估抄本，而非單純計算某一異文的抄本數量多寡 (因為眾多抄本可能皆源自同一份錯誤底本)，而看抄本的年代是否更古老、地理分佈是否更廣泛。(2) 文意：較難閱讀的抄本較可能為原貌，因為抄寫員可能傾向於把難懂的句子改得易懂，很少會主動把順暢的經文改為難懂。(3) 較短的抄本較可能為原貌，因為抄寫員可能在抄寫時加入補充字句，但極少無故刪減字詞。

他們指出，應該有一些抄本，最接近原稿，可稱為「中性」；而他們認為，在已發現的抄本中，最「中性」的是西奈抄本(#01)及梵蒂岡抄本(#03)，原因包括這兩份抄本謄抄的時期較早 (所以較接近原稿定稿日)，及缺乏了一些字詞或句子 (假設其他抄本多出的字句是後加的)。其餘的抄本可分三類，包括「亞歷山大經文類型」(略經修飾的中性經文)、「西方經文類型」(經增訂而不太可靠的經文) 及「敘利亞經文類型」(大致上指「拜占庭經文類型」)。他們在1881年出版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Original Greek (188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便是他們鑒別為屬「中性經文」的希臘文新約聖經。1885年出版的 Revised Version (或稱 English Revised Version)，魏斯科和霍特是翻譯委員會的成員，新約便是採用他們的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Original Greek (1881) 作希臘文底稿。

得益於考古與現代鑑別學理論的成果，學術界不再單獨依賴任何單一抄本，而是將已知古代抄本、早期譯本和教父引用互相比較，編纂出現代折衷鑑別文本。魏斯科和霍特理論，影響極深遠，今天大部份的聖經，都有他們的影子。

奈瑟勒(Eberhard Nestle)在1898年出版經鑒別的希臘文新約聖經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參考的三個希臘文版本中，魏斯科和霍特(Westcott and Hort, 1881)是其中之一。Eberhard Nestle其後不斷修訂再版，他死後，兒子Erwin Nestle繼續當Novum Testamentum Graece的編輯。

到了1927年，已經第13版了。亞蘭(Kurt Aland)在1952年加入第21版的編輯團。最新的版本是第28版 (2012年) 的 Nestle-Aland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NA28)，而第29版(NA29)現正編寫中 。

聯合聖經公會 (United Bible Societies) 的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2014) 第5版 (GNT5)，經文與NA28相同——這正正是現代流行的英文譯本 (例如NASB、ESV、RSV、NIV等) 和近代中文譯本 (例如聖經新譯本、和合本修訂版、新漢語譯本、新普及譯本、環球新譯本等) 的新約希臘文底稿。

4. 二十世紀：亞蘭、「經文類別」(categories)   

亞蘭夫婦(Kurt Aland 及 Barbara Aland)在1981年提出新的分類建議，不再用「亞歷山大」、「拜占庭」等名稱，改為更科學的「第一類」(Category I) 至「第五類」(Category V))。這分類是基於經文內容受「拜占庭經文類型」的影響有多深，「第五類」影響最深，基本上相當於「拜占庭經文類型」；「第一類」代表差不多沒有被影響。

當然，任何分類方式都只是學術研究，不同學者總有不同意見。即使認同「亞歷山大經文類型」屬較可靠的學生，也不一定認同亞蘭的「五類」分類法；況且，也有少數學者至今仍然支持​「拜占庭經文類型」，認為奈瑟勒和亞蘭等人過份輕視一個事實，就是現存的抄本當中，「拜占庭經文類型」在數量上佔超過九成，事必有因，很難單憑現存的「拜占庭經文類型」抄本年代較新，便一口咬定抄錯的機會較大云云。不過這些學者只佔少數，因為奈瑟勒和亞蘭等人的經文鑑別準則，其實和鑑別其他文學作品的學術方式相同，即使是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的作品，其實今天也找不到原稿，只能靠不知經過多少重的謄抄本來「估計」原文的面貌，因此原文鑑別的理論和技巧，亦不是聖經獨有的。雖然聖經是神的話，不是人的文學創作；但始終負責謄抄的是人，這是不能忽略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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