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中文．翻譯

白日昇譯本

[有待更新]

Jean Basset’s translation

白日昇譯本是現存最古老的中文聖經譯本，其譯文啟發了不少後來的譯者。他的手稿從未印刷發行，只有六份手抄本仍留存至今。他離世百多年之後，馬禮遜和馬殊曼譯經時也曾參考這個譯本，但他們當時卻不知道譯者是誰。

白日昇是誰？                              

Jean Basset (1662–1707)，通常譯為：白日昇，也有譯作：巴設，清初康熙時代來華，情況與後來馬禮遜等人在「嘉道中衰」(嘉慶帝、道光帝在位期間) 時期來華的情形相差很遠。

在白日昇之前來華的羅明堅、利瑪竇、陽瑪諾和艾儒略也很大分別，他們四人都是明朝時期來華，也同屬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但白日昇到埗時已是清代，清官用的是滿文，不是漢文。

白日昇生於文藝復興時期的里昂(Lyon)，貿易、工業和金融均興旺。他是位神父，也是巴黎外方傳教會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Paris) 的會士。他在1689年到達廣州，1701年到四川，1707年又回到廣州，不久離世。

白日昇對聖經翻譯的見解精闢，他在1702年的建議書寫道：在中華地區的福音工作停滯不前，是因為沒有漢文聖經，華人始終覺得這是「歐洲人的宗教」(唐子明，2018)。事實到了今天，仍然有很多亞洲人 (甚至包括我自己在信主之前)，也感到這是「西方的宗教」而抗拒；後來才知道對千多年前的西歐人，這何嘗不是「東方」的宗教呢！

翻譯過程           

白日昇1704年開始，獲華人徐若翰(Johan Su 或 Xu)協助，倆人合作以《拉丁通俗譯本》(The Vulgate) 為源文本把經文翻譯成文言。

當時缺乏參考書，但他們譯經速度超快，譯文貼近源文本，1704年由新約第一卷書開始，1705年7月完成已第四卷，即〈若翰攸編耶穌基督聖福音〉(即：若望福音 / 約翰福音)，1706年8月完成〈福保祿使徒與戈林輩第一書〉(即：格林多前書 / 哥林多前書) (周永，2011，第269頁)，到了1707年底，前後不足四年，已經完成了十八卷新約書卷，包括：

除以上十八卷完整譯文外，他們也完成了《福保祿使徒與赫伯輩書》(即：希伯來書) 的第一章，但可能因為白日昇身體欠佳未能繼續，1707年12月在廣州離世。

為甚麼不印刷出版？            

這譯本沒有印刷出版，學者提出了幾個不同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似乎是當時羅馬教廷對翻譯和印刷聖經的政策日趨嚴格。

中世紀羅馬教廷一向嚴禁私自翻譯聖經，到了1622年成立傳信部(Sacred Congreg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 Latin: Sacra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原意是管理海外宣教事務，但成立後不久，便對翻譯聖經的態度嚴厲，在1670年，巴黎外方傳教會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Paris)提請將聖經、彌撒書及祈禱書譯成中文，傳信部卻反對，所以白日昇的抄本始終未能正式刊行 (宋剛，2011，第210頁)。​

這譯本從未印行，後人如何找得到？

當年沒有互聯網；凡沒有印行的手稿，原本很易會湮沒無聞。

事實上，白日昇離世後，的確很少人聽過這譯本。後來他的譯本可以重見天日，過程就像尋寶故事一樣曲折離奇，而背景竟與世上首間向公眾開放的國家博物館有關。

1737年，即白日昇死後三十年，一位名叫 John Hodgson, Jr. 的人在廣州發現了一份白日昇的抄本。他請華人助手謄抄一份，1739年贈送給漢斯．斯隆(Sir Hans Sloane)醫生 (蔡錦圖，2018，第41頁)。​斯隆是英國著名收藏家，曾任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會長，死後將自己全部的收藏品 (包括這份抄本) 捐獻國家，其繼承人則獲得一筆遠低於藏品價值的現金作回報，英國國會以這些藏品為基礎成立大英博物館。

不過，這份抄本存放在博物館，卻一直沒有人注意；又過了幾十年，1801年英國公理會牧師莫斯理(William Moseley)像尋寶般在大英博物館發現了這份抄本；這抄本上沒有譯者姓名，當時無人知道是誰的譯作，但已引起多人注意。三年後，1804年大英及海外聖書公會(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成立，即考慮把這份譯本印行，但最後因費用過高而放棄。同年，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差遣馬禮遜來華傳教，馬禮遜知道大英博物館藏有此抄本，便請粵籍助手謄抄了一份，作為後來譯經的參考資料。之後馬禮遜借給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謄抄一份，理一視(Jonathan Lees, 1835–1904)又謄抄一份，理一視又讓他的華籍助手替文顯理(George Henry Bondfield, 1855-1925)謄抄一份；馬禮遜也有把謄抄本送給馬殊曼參考。最後文顯理再請助手謄抄一份，送給大英及海外聖書公會 (蔡錦圖，2018，第42–43頁；周永，2011，第292頁)。

經過了十九世紀初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後，這份中文譯本已漸受注目，但當時仍無人知道這譯本的譯者是誰；直至二十世紀中，才獲判定是白日昇。

不過，有趣的是，雖然當時無人知道手頭上的抄本由誰翻譯，但同時另外有些人卻知道白日昇曾經把新約譯成中文，只是找不到他的抄本而已；就是說，沒有人知道這份手稿就正正是大家找不到的抄本了──生於互聯網社交媒體盛行的新一代，相信很難理解為甚麼地球上這兩群人不互相聯絡一下！

詳細點說，雷慕沙(Abel‐Rémusat, 1788–1832) 在1811年曾提及教廷傳信部收藏了一份中文聖經抄本，譯者署名就是 Jean Basset (白日昇)，卻一直無人着意去找；直至近年才有人在意大利羅馬卡薩納特圖書館 (Biblioteca Casanatense)找到這份抄本 (周永，2011，第268–271頁)。

這些抄本現今在哪裏？


Gabriele anesin 攝(Wikipedia)，Creative Commons CC BY-SA 3.0

Gabriele anesin 攝(Wikipedia)，Creative Commons CC BY-SA 3.0       此譯本現存只有六份手抄本，現藏在以下幾個地點 (周永，2011，第268–289頁；蔡錦圖，2018，第35–43頁)：

  1. 最初在大英博物館被發現的抄本，仍然好好保存。以前博物館的圖書部，現改稱大英圖書館， 歸屬 The Sloane manuscripts collection (Sloane MS 3599)。 這系列的網上目錄沒有列出此抄本，須親身借閱 (下稱「大英博物館抄本」)。
  2. 馬禮遜找到在倫敦居住的中文老師，在1805年謄抄了一份手抄本。這位老師是廣東人，叫Yong Sam-tak (中文姓名可能是容三德或楊善達，見：蔡錦圖(2018)第42頁；唐子明(2018)第10頁)。抄本現存於香港大學圖書館。
  3. 文顯理請人謄抄之後送給大英及海外聖書公會的抄本，現存劍橋大學圖書館。
  4. 除了以上兩份抄本外，另外還有一份抄本可能謄抄自「大英博物館抄本」，這份抄本注明是 The Sloane manuscript ，在北京謄抄自攝影複製本，由香港思高聖經學會的創辦人雷永明藏有，現存於該會的圖書館。
  5. 其實「大英博物館抄本」本身很可能謄抄自另一份更古老的抄本，而該份更古老的抄本現存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該館目錄索引：New Testament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GBR/0012/MS Add.10067.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 https://archivesearch.lib.cam.ac.uk/repositories/2/resources/2008 ，原件掃描本在此 (下稱「劍橋抄本」)。該原件現由美國華盛頓聖經博物館借用。這份抄本不同於上文第3項所指的抄本。
  6. 在意大利羅馬卡薩納特圖書館 (Biblioteca Casanatense)被發現的抄本，全七冊，共364葉，掃描本可在《珍本聖經數位典藏》找到 (下稱「卡薩納特抄本」)。這可能是最早期的抄本，甚至可能是原稿。​

換句話說，按時間序，原稿 (或起碼是最古老的抄本) 應該是「卡薩納特抄本」，然後是「劍橋抄本」；之後「劍橋抄本」衍生「大英博物館抄本」。其他現存的抄本，應該都是「大英博物館抄本」的抄本。

「卡薩納特抄本」和「劍橋抄本」

「卡薩納特抄本」和「劍橋抄本」如上所述已上載互聯網，大家可在網上慢慢閱讀，自行找出這​譯本的特色。各位也可先按〈譯文比較〉鍵，比較不同譯本如何翻譯同一節經文。至於「大英博物館抄本」，內容則和「劍橋抄本」相同。

大家可注意：

  • ​「卡薩納特抄本」共完整十八卷新約，另加第十九卷的第一章；但「劍橋抄本」卻把四福音編成合參形式 (即四卷福音書集合為一卷，刪去重複的內容)，題為《四史攸編耶穌基利斯督福音之會編》。大家心中的第一個問題是，為甚麼白日昇不先完成〈福保祿使徒與赫伯輩書〉(即希伯來書)第二至六章，才開始編寫四福音合參？由於當時沒有電腦，我們可合理假設，當代的人絕少會開啟兩項工作同時進行。所以，大家很自然會估計，四福音合參是否由別人負責編寫？這個「別人」，按筆跡估計，應該就是徐若翰 (周永，2011，第273頁)。
  • ​當時「禮儀之爭」沒有禁用「神」翻譯聖號，也沒有強迫只用「天主」。白日昇以「神」作翻譯，而不是「天主」。​

對後世的影響

白日昇死時，康熙帝在位。原本康熙對西方宗教和文化交流態度寬鬆，但晚年卻開始抵制任何「西方宗教」，而繼位的雍正帝更嚴禁西方傳教士傳教，這也影響白日昇譯本十八世紀在華流傳。

不過，如上文所述，到了十九世紀初，大家發現了這譯本，對後世影響十分深遠。如上所述，大英及海外聖書公會曾詳細研究這譯本，馬禮遜、裨治文、理一視、文顯理、馬殊曼也曾經參考這譯本。

馬禮遜甚至說過，他在1810年出版的《耶穌救世使徒行傳真本》(即〈使徒行傳〉 單行本)，不能算是翻譯聖經，其實只能算是「編輯」別人的譯作 (蔡錦圖，2018，第42頁)，只是他不知道譯者是誰。大家可以對照白日昇和馬禮遜的譯本，可以發覺後者在中文語法和用詞都與前者很相似；在馬殊曼的譯本，也可見到後者參考白日昇譯文的痕跡。

閱讀此譯本     

​在《珍本聖經數位典藏》收藏以下兩份抄本，各位可免費閱讀：

  • 「卡薩納特抄本」共完整十八卷新約，另加第十九卷的第一章，共364葉 (因為不是用現代方式釘裝，所以一葉是指打開書本後完整的一張紙，每邊算半葉)，每半葉9行，每行22字。首頁已經是第一卷的開始，第一行寫着：「瑪竇攸編耶穌基督聖福音」，第二行寫着：「第一章」，第三行便是第一節經文的首句。
  • 此抄本首頁第一行寫着：「四史攸編耶穌基利斯督福音之會編」第二行寫着：「第一章」，第三行便是合參本的第一句，共154葉，每半葉6行，每行24字；最後一行末以較小字體寫着：「若望二十一章」。下一葉起，字跡不同了，似是另一冊，共76葉，每半葉12行，每行24字，最後一行末以較小字體寫着：「若望二十一章」，之後有行末以較大字體寫着：「終」。

參考資料           

主要參考資料：見列表。

其他參考資料，見下：

蔡錦圖，〈白日昇的中文聖經譯本及其對早期新教譯經的影響〉，載《華神期刊》，2008年6月，第一期，50–77，其中註3、5–7列出近期討論這抄本的論文
內田慶市(2012)，〈白日昇漢譯聖經攷〉《東亞世亞文化交涉研究》第5號(2012)，第191–198頁

《天主教研究學報》〈聖經的中文翻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1年7月) (ISSN: 2219-7664) 以下論文：

  • 蔡錦圖(2011)，〈天主教中文聖經翻譯的歷史和版本〉，第11–44頁
  • 宋剛(2011)，〈從經典到通俗:《天主降生言行紀畧》及其清代改編本的流變〉，第208–260頁
  • ​周​永(2011)，〈從 “白、徐譯本” 到 “二馬譯本”——簡論白、 徐《新約》譯本的緣起、流傳及影響〉，第261–310頁
  • ​François BARRIQUAND (2011), Biblical Names of God in Chinese: A Catholic Point of View with Ecumenical Perspectives, pp.456–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