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正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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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正典」(canon)泛指獲正式核准的故事內容，通常指原作者確認的材料；但現代商業社會，版權買賣實屬尋常，像「星球大戰正典」(Star Wars Canon) 的決定權，早已賣給電影公司了。聖經的「正典」指結集成套後不可再增刪的聖典。舊約的正典，指猶太教的《塔納赫》。新約的正典，指27卷在耶穌釘十字架後寫成的書卷，集合成為基督教權威文獻。

舊約「正典」

《舊約》的內容與猶太教的《塔納赫》(或譯作《泰納克》) 相同，基督徒稱之為《希伯來聖經》(Hebrew Bible)，視之為神透過猶太人所完成的，見〈羅馬書〉3:1-2，保羅說神的「聖言」或「神諭」交託或托付給猶太人。不過，猶太教卻不相信耶穌是神，所以也沒有所謂「新」或「舊」之分。因此《舊約》只是基督徒用的名稱，猶太教就只有《塔納赫》。

《塔納赫》(希伯來文：תנ״ך‎，英文拼寫：Tanakh)當中的T、N、K，便是指 Torah (תּוֹרָה)、Nevi’im (נְבִיאִים)、Ketuvim (כְּתוּבִים)三個部份。

舊約的「約」

希伯來「約」的概念，是《塔納赫》正典的基礎。地上國家政權與人民，以憲法和法律立約；古時希伯來文化也以「約」的形式描繪神與子民的關係。若比較國家政權的立法和神的立約，便可明白何謂舊約「正典」了。為方便討論，我們隨便選個現代國家作比較，例如英國：

英國的最高法律 (即主體法例，primary legislation) 叫《國會法令》(Acts of Parliament)，由英國國會(Parliament)制定和通過；凡經國會上、下議院三讀通過，再經王室御准(Royal assent)，便是《國會法令》了。神的「約」也有相似的規矩，由神親自制定的，便是「正典」了；正如凡經王室御准的，便是《國會法令》了。
哪一則法令屬於《國會法令》呢？隨手選一例子吧，例如《1882年匯票法令》(Bills of Exchange Act 1882)，一直沿用至今，銀行支票就正是其中一種「匯票」了，今天銀行日常還是要依據《匯票法令》的規定處理支票，例如：支票面額要以數字寫，也要以文字寫，如有差別，則以文字為準 (《1882年匯票法令》第9(2)條)。用作比喻，我們也隨手選來舊約的一段，例如《十誡》，即〈出埃及記〉20:2–17。
但你如何確定「支票面額以文字為準」這個規定真的引自《匯票法令》呢？凡未經「王室御准」便不能成為《國會法令》；那麼《匯票法令》有沒有經王室御准呢？要知道，「王室御准」的程序，只以口頭進行，英女王是不會動筆簽名的 (上帝同樣也不動筆)。1882年，其實也像舊約摩西年代一樣，沒有錄音、錄影，你如何知道《匯票法令》已經王室御准呢？你如何知道《十誡》由神親自制定呢？

何謂「正典」

如果你懂得回答以上問題，也代表你真的懂「何謂正典」了。

答案可從不同角度考慮：

首先，你要接納英國國會和王室的管轄權 (例如你在英國簽發一張英國銀行支票)，如果你認為「王室」這東西是虛構的，則討論的基礎已經不同了。同樣，你先要接受，神不是虛構的。
其次，你是否認同「說謊始終會被揭發」呢？如果認同的話，也代表報章、教科書等複述《法令》時，不會惡意篡改內容。除非《法令》根本不存在，否則引述真或假的《法令》內容，所花的功夫也相同，作假也沒有好處，又有誰願冒篡改的風險呢？同樣，惡意篡改聖經這回事，只可能發生在古代專制時代；在今天的自由社會，無可能瞞騙任何人。
不過，即使無人惡意篡改內容，也不代表沒有人會疏忽出錯，像1631年印刷商人 Robert Barker 及 Martin Lucas 排版印製的 King James Bible，因手民之誤，其中 Thou shalt not commit adultery(直譯：汝不應姦淫) 一句，排漏了 “not” (不) 字，結果被法庭判罰款三百鎊。誤傳《法令》，國會應該會干預；誤傳神的話，神也可以興起一些人去干預和改正。現在許多學者從考古、經文鑑別等角度，重整原文的面貌，就正正是為了排除誤傳的經文；這不單可防止誤傳，更可以偵破古代專制時代的篡改。

如果你接受以上的觀點，並信任學術自由和市場經濟，在自由競爭下得出的研究結果，應該是當下學術水平所能得到的最佳成果，也就是說，我們現時公認的《塔納赫》的版本，就是當代學術水平下所能確認的「正典」了；正如今天出版的法律教科書，雖然不是官方出版，但我們都信任書中引述《匯票法令》的內容，與1882年英女王維多利亞口頭「御准」的法令內容相同。

如果你接受上述的說法，我們如要回答「何謂正典」，便要盡力找尋和核實證據，從文本、來源、形式、文學、歷史等多方位研究，還原正典原始的內容。

舊約聖經由來

既然基督教的舊約就是指猶太教、共24卷的《塔納赫》，為什麼在信奉基督的教會當中，東正教、天主教和新教的舊約聖經正典，書卷的數目都不相同？為什麼有些基督教聖經會包括「次經」或「旁經」？細看基督教舊約成典的過程，便可以更深入了解，見《舊約聖經由來》。

新約「正典」

阿勒特 (Craig D. Allert)指出四種容易混淆的概念以上的討論，主要針對「為何應相信公認的正典就是正典」，同樣適用於新約。

不過，「何謂新約正典」這個問題，卻比舊約複雜得多。早在耶穌基督降生前，對《塔納赫》正典的共識，早已代代相傳，只是不同地區的猶太教群體，對少部份書卷 (例如〈雅歌〉) 有爭議，及可能對「次經」的重視程度有所分別而已。

相反，在耶穌釘十字架後的幾十或百多年，大量著作湧現。究竟為何芸芸著作中，只有27卷書才具有神聖的地位，結集為新約正典呢？

這問題可從許多不同的角度看。有人說正典作者受聖靈感動、被聖靈充滿，但其實有許多使徒、聖賢的著作或行為也同樣受聖靈感動、被聖靈充滿，所以不能說受聖靈感動的著作必屬正典。比較廣為人知的「條件」，包括：書卷內容是否正統、是否源自使徒、和是否廣為早期教會接納；但很明顯，應用這三個條件在不同書卷上，情況都各有差異(Metzger, 1987, 第254頁)。例如，〈希伯來書〉的作者不詳，也有不少早期教會不接受〈約翰二書〉、〈約翰三書〉，但經過歷史洗禮，最後都成為正典了。我個人覺得，無須急於跳到結論，也不應先看教會會議頒布了什麼律令；反而應靜靜回顧歷史，客觀地看看每位歷史人物在什麼情況下做過什麼事。這個方式，有點像我們當律師的，在普通法制度下，在訴訟中要申明適用的法律原則，便要翻查過去百多年來的法院判詞，研究以往類似案件中的當事人做過什麼事，法律的原則便會自然顯明；而不是像歐洲大陸法系的律師般，先看立法機構頒布的法典。

當我們客觀地審視歷史，就知道新約成典的經過，並不是自然出現的，也不是像十九世紀末的學者華菲德 (Benjamin Breckinridge Warfield, 1851-1921)說，每卷書寫成後便加添到正典中。正如覺近代的學者阿勒特指出 (Allert, 2007, Ch. 1)，這裡涉及四種容易混淆的概念：一、早期教會使用了某著作 (例如保羅的某一封書信)；二、早期教會把該著作視為權威；三、早期教會把該著作視為聖經；四、早期教會把該著作定為「正典」的其中一卷書。以上四種不同的概念，最初由十九世紀的德國學者哈納克 (Adolf von Harnack, 1851-1930) 提出。教會引述或朗讀某一著作，與把該著作當作聖經引用，「完全是兩回事」 (Allert, 2007, Ch. 1)。哈納克以《巴拿巴書信》作例子說明他的立論，詳見〈巴拿巴書信〉。

新約聖經由來

事實上，耶穌釘十字架後的幾十年，都不斷有不同體材的著作湧現，有書信、記敘文、甚至預言等等。當中有些著作很快便獲接納為權威，或被排斥；但又有些著作卻經過較長的時間才廣為接納。經過歷史洗禮，最後獲公認的，便是這27卷，稱為正典。整個成典的過程，經過漫長的時間。在〈新約聖經由來〉中，我們會仔細重溫整個過程。詳見：《新約聖經由來》。

本網站不討論的舊約問題

本網站不討論舊約聖經各書卷的作者身份及成書年份，因為涉及複雜的神學和鑒別學問題，未能三言兩語解釋，也超出本網站的範圍。下文舉例解釋我們不討論這些問題的原因。

「五經」的作者

就以「摩西五經」或「梅瑟五書」(the Five Books of Moses)為例，起碼〈申命記〉最後的一小部份，提到以色列人為摩西的離世哀哭了三十日等內容，難道也是摩西親手寫的嗎？既然「摩西五經」必定有一部份不是他親手寫，所以我們必須問，究竟還有多少不是摩西寫的？是誰寫？何時寫？

若從聖經找答案，其中一個可靠線索記載於〈列王記下〉22:8，在公元前621年，猶大國的約西亞王(King Josiah)下令重修聖殿時，大祭司發現了「律法書」(the Book of the Law)，書記把「律法書」的內容讀出，王和他的臣僕便立刻認出這是神的話語，而不謹謹是古舊文獻(〈列王記下〉22:13-19)。有學者認為，當時發現的「律法書」，就是〈申命記〉了(ISBE, 1995, “Bible–canonicity”)。如果接受上述學者的說法，則證明了在公元前621年之前，不單〈申命記〉，甚至可能五經的許多其他內容也流傳已久，以致尋回〈申命記〉時，大家都立刻認出，並接受這是神的話語。

不過，今天我們讀到的五經，在摩西時代是否已成形，還是後世人彙集、編輯、甚至重寫而成的作品，卻仍然是學術辯論的題目。許多鑒別學的學者認為，今天五經的內容，其實源自四份不同的歷史作品，分別為：(1) J底本(即稱神為 Jehovah 的底本)、(2) E底本(即稱神為 Elohim 的底本)、(3) 上述在聖殿發現的〈申命記〉 (Deuteronomy) 的D底本、及 (4) 聖殿被毀後重構的P底本(Priestly Code) (ISBE, 1995, “Bible–canonicity”)。J 及 E 底本可能在公元前十世紀已出現(EB, 2013, “Biblical literature”)。這些底本合併和編輯成五經，是以斯拉時代 (公元前五世紀) 的事，而不是摩西時代(公元前十幾世紀) 的事。在猶太人被擄 (公元前六世紀) 之前的權威書卷，可能只有古舊的約書和D底本而已 (ISBE, 1995, “Bible–canonicity”)。

歷史書、先知書

「歷史書」和「先知書」的問題更複雜。例如〈約書亞記〉、〈撒母耳記上〉及「後先知書」，傳統認為其書名便是作者的名字，例如〈約書亞記〉的作者便是約書亞，如此類推。〈士師記〉的作者可能是撒母耳，但〈撒母耳記下〉的作者卻不是他，可能是撒布得(Zabud)。〈列王記上、下〉的作者不詳，可能是多位先知合併的作品。約書亞是公元前十五世紀的人物，撒母耳生於公元前十二世紀末，如果上述的先知書是他們親筆寫的，則代表這些書卷早在公元前千多年前已成書。

不過，鑒別學的學者則認為，公元前十二世紀或之前的以色列文學，只會殘傳一些詩歌 (例如記載於〈士師記〉5:2-31 的「底波拉之歌」，the Song of Deborah)，真正的歷史著述，只在大衛年代 (公元前十一世紀末) 才開始。由於「前先知書」有著〈申命記〉(Deuteronomy)的色彩，所以應是約西亞王(King Josiah)以後，即公元前七世紀或以後的著作。即使是小先知書，也不一定是該十二位先知的著作，例如〈約珥書〉(Joel)，其內容假定了祭司律法存在，所以應是猶太人被擄(公元前六世紀)後的著作，而不是約珥在生時(公元前九世紀)的著作(ISBE, 1995, “Bible–canonicity”)。〈但以理書〉則應該是公元前167至164年之間的作品，因為作者知道安提阿古四世(Antiochus IV Epiphanes)於公元前167年褻瀆聖殿一事，但又沒有提及公元前164年恢復聖殿崇拜一事(EB, 2013, “Biblical literature”)。

無論如何，舊約的每卷書都在不同的年份成書，是不爭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