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讀者問，是否我在香港長大，才特別關心翻譯這回事？老實說，我自己也不知道，兩者有多大關係。不過，香港過去二百年來，直至今天，仍然是華洋雜處之地，也和聖經翻譯息息相關。
例如早在1840年出版的《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即新約全書) 修訂版，由郭實臘(Karl Gützlaff，來自德裔荷蘭差會，又名郭士立)、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來自英國倫敦會)、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來自美國公理會)、馬儒翰(John R. Morrison，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之子)組成四人小組，以文言文翻譯，就是在香港出版。其後有許多其他聖經譯本，也是在香港排版，印刷和發行。
為什麼我提到《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呢？因為此書早在1840年在香港印刷出版。那麼1840年又有什麼特別呢？1840年，大清與英國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道光帝派欽差大臣琦善到廣州與英軍談判，1841年草擬《穿鼻草約》，擬割讓香港給英國，但大清與英國雙方都不承認該草約，戰事繼續，後來清兵戰敗，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大清割讓香港島及鴨脷洲與英國。1843年英國頒發《英皇制誥》(Letters Patent)，是當時香港的憲法，確立英式的「三權」模式，成立行政 (香港總督)、立法 (定例局)、和司法 (香港最高法院)。
在這個歷史背景下，我看到幾點：
一、戰亂也不能令聖經翻譯終止；
二、西方宣教士早在香港被佔之前已來華 (此譯本的翻譯工作早在鴉片戰爭前十年已開始)；
三、早在鴉片戰爭之前，香港已經是華人社會中最先進的地方之一，擁有印刷術，也享有出版自由 (原因以香港口語的說法是「山高皇帝遠」，此話源自明朝黃溥的《閒中今古錄摘抄》，原文為「天高皇帝遠」，傳至香港改為「山」，相信是指香港的太平山)。1839年，英國倫敦傳道會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將馬六甲英華書院(Ying Wa College)及其印刷廠的中文鉛活字和印刷機器，遷往香港，香港首份華文報章《遐邇貫珍》就是用英華書院的漢字活版印刷廠印刷發行的。詳見：「英華書院創校二百年歷史展覽 ── 傳道授業在香江」展覽。
今早如常上班，路經香港的核心地點，包括建於百多年前的香港終審法院、建於幾十年前的大會堂和香港會，見天氣不錯，便拍攝了幾段影片，紀錄這個我從未離開過的都市。
下班後上了寶馬山，拍攝維多利亞港的黃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