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約文本鑑別． 二十世紀初至今
Old Testament Textual Criticism
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前，舊約聖經的譯者幾乎完全依賴中世紀猶太文士謄寫的「馬所拉文本」(Masoretic Text)。然而，這些手稿距離原始成書年代已有數百年甚至千餘年的時間斷層。直到 1947 年「死海古卷」的震撼出土，徹底打破了千年的沉寂，將舊約文本的實物證據提早了一千年。
舊約鑑別文本研究的困難
百多年前，已出土的新約古卷，有超過五千多份希臘文手抄本與千百位不同譯者已完成的各種早期譯本，而新約手稿之間的異文數量很多，甚至涉及一整段經文存在與否的問題 (例如著名的《約翰福音》7:53–8:11 的 Pericope Adulterae，即可否以石頭擲死通姦婦人的一段經文)。相反，而舊約中世紀的每一份抄本 (即後世統稱的「馬所拉文本」/Masoretic Text) 之間卻極之一致，沒有很多異文。所以過往有種迷思，以為中世紀的「馬所拉文本」之所以能保持千年的極度一致，是因為古代舊約經文的抄寫過程「幾乎從不出錯」，所以「馬所拉文本」就等同於主前幾世紀的經文，絕對沒有異文。但「死海古卷」出土後，徹底打破了這個幻想。
死海古卷打破迷思
1947 年至 1956 年間出土的昆蘭「死海古卷」（大多抄寫於主前250至主後一世紀之間)，發掘出土的獸皮紙和莎草紙殘片成千上萬，經辨認後大約可組合成近千份經文抄本，徹底打破了「千多年來舊約抄本沒有異文」這種迷思。大家可以自行閱讀以色列文物局 (Israel Antiquities Authority) 發布的死海古卷掃描本，便會發現異文數量遠比以往想像的多，並且可以按經文特徵分為以下三類：
- 其中約有一半，較接近後來中世紀「馬所拉文本」，所以可以稱為「原始馬所拉文本」(proto-Masoretic Text)。值得注意的是，「死海古卷」近千份，其中有些抄寫期較近期的，而出土地點在猶大曠野 (:מִדְבַּריְהוּדָה/Midbar Yehuda/Judaean Desert，距離昆蘭洞穴較遠)，所以出土的殘卷又稱「猶大曠野古卷」(Judaean Desert Scrolls)。這些殘卷，呈現「原始馬所拉文本」的特徵，例如發現於馬薩達遺址（Masada）（文本抄寫於公元前 50 年至公元 30 年之間），以及穆爾巴亞特洞穴（Wadi Murabbaat）等 (抄寫於公元 20 年至 115 年之間) 的抄本。
- 另外有一些抄本，卻呈現原始《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 的經文特徵。例如1947年掘出的《以賽亞書卷》(Isaiah Scroll，又名 Great Isaiah Scroll，學術編號 1QIsaa)，估計文士約在主前125年至100年之間抄寫，但主後68年另由文士加上更正字句，整合後與中世紀的「馬所拉文本」相比，共約 2600 項異文，雖然大部分只是個別單詞的差異、詞語的次序等，但有少部分的差異卻較重大，例如單數和眾數，也有涉及一節甚至幾節經文。
- 此外，還有餘下的一些抄本，呈現《撒瑪利亞五經》(The Samaritan Pentateuch，或稱 the Samaritan Torah) 文字特徵。
希伯來的歷史和律法都是藉着口傳的方式保存下來。妥拉 (Torah，即五經) 本身從未說過摩西是在西奈山接收了「整部妥拉」，而只是說神向摩西及百姓宣講了十誡，並傳授了一系列在妥拉各處被引用的律法。從口傳至成書，其間經過寫作、修改和編輯等階段，可能為時超過幾個世紀才成型。「死海古卷」的手稿中可以找到以上三種不同的經文類型，似乎證明在耶穌與使徒的時代，不同類型的希伯來聖經手稿在巴勒斯坦地區是並存且同時被使用的，展現了廣泛的「文本多樣性」（textual diversity），換句話說，早在主前三世紀，所謂「原始」手稿的樣貌已經無法得知了。任憑我們更努力，也只能夠重構昆蘭族群、希臘語族群、撒瑪利亞族群各自在主前三、二世紀的版本，而不是約西亞王時期（主前七世紀）在聖殿中發現的「律法書」的版本。
主後二世紀：希伯來聖經成典及標準化
在主後一世紀末至二世紀，希伯來聖經文本踏上「成典」之路，變得「標準化」。第二聖殿在主後70年毀壞，猶太族裔流散。相傳猶太族裔在90年 在雅比尼 (Jabneh，又稱 Jamnia/Ἰαμνία，現於以名列境內，稱為 Yavne/亞夫內) 舉行會議 (Council of Jabneh/Jamnia)，當中確立《塔納赫》只有這24卷書才是正典。雖然這大概不是史實，但「原始馬所拉文本」的確在那段時期定型了，並將其他異文流派排除在外。
許多學者認為，這「成典」和「標準化」的過程是有組織且有意識去穩定經文文本的計劃。這是因為，將死海西岸兩個不同時期的考古遺跡進行對比：昆蘭古卷洞穴中出土的手稿，在主前250年至主後不久抄寫，呈現出豐富的異文與多元文本形態；但正如上節所說，在穆爾巴亞特洞穴出土的殘卷，大部分在主後70至115年之間抄寫，內容與一千年後的「馬所拉文本」輔音拼寫一致。這似乎證明：希伯來聖經的文本標準化，確實在短短數十年內完成。
不過，但也有學者 (例如猶太學者 Emanuel Tov) 認為這是偶然的結果，因為當時各遺址所出土殘卷，互相呈現不同的經文特徵，這些差異並非抄寫時間的不同，而是宗教群體的差別。換句話說，在同一時期，不同的群體使用不同的文本，但這些群體不是猶太教群體（例如用《七十士譯本》的基督徒，以及用《撒瑪利亞五經》的撒瑪利亞人），或消失了的群體（例如用「死海古卷」的昆蘭群體），最終猶太群體用的聖經手稿在第二聖殿被毀後成了唯一存留的版本，並進而成為後來猶太教所有流派唯一使用的版本，後來演變成「馬所拉文本」(見下節)。
無論如何，舊約經文在主後二世紀開始「標準化」，「不合格」的抄本被焚毁，結果不知不覺間築成了「文本高牆」，也屏蔽了更早期的異文流派，令舊約譯者更感困難。
三世紀：鑑別經文的起步
主後三世紀，亞歷山大的俄利根 (Ὠριγένης Ōrigénēs/Origen of Alexandria，185－254) 的作品是《六文本合參》 (Hexapla) ，把舊約原文和其他五種希伯來語的希臘字母併音和希臘文譯本並排，比較其異同，也可算是舊約鑑別研究的起步。可惜，《六文本合參》在公元七世紀阿拉伯入侵時遭毀失傳。今日我們只能看到後代教父引用的片段殘篇，無法知道全貌。
舊約經文抄寫
新約手稿之間的異文數量，確實遠遠多於舊約。這是因為抄寫舊約文本的文士是專業抄寫員；但早期基督徒處於受迫害狀態，抄寫員都是民間熱心的信徒在地下秘密進行，抄寫環境惡劣，因疏忽錯誤引起的異文自然較多。況且新約抄本共幾千份，數量遠多於中世紀抄寫的舊約「馬所拉文本」抄本，所以新約的異文自然遠比新約多。
「馬所拉文本」不是指某單一抄本，而是指一套新的校勘註釋與傳承系統，稱為「馬所拉」(Masorah/מָסוֹרָה) 系統。採用了這系統抄寫的文本，便稱為「馬所拉文本」，負責抄寫的猶太學者，又稱馬所拉文士／馬所拉學者 (Masoretes)。詳見：〈馬所拉文本〉。
提比里亞學派 (Tiberian tradition) 的馬所拉文士採用這套創新的「馬所拉」系統，透過多種方式標記經文的口傳內容：
- 元音符號 (niqqud) 與吟誦符號 (cantillation)：提比里亞希伯來語發展出一套加在輔音字母上方或下方的標記系統 (包括小點、短橫線、弧線、小角等)。元音符號能固定字詞的準確讀音與字義，而吟誦符號 (或稱重音符號) 則標示句子的語法結構與吟誦音調。
- 邊註：在抄本頁面的邊欄 (Masorah Parva，小邊註) 與上下空白處 (Masorah Magna，大邊註)，文士會用細小的字體加上註釋，類似現代的註腳，記錄字詞出現的頻率、特殊拼寫方式及異文對照。
- 字數統計： 馬所拉文士在抄寫時會數算整卷書與各章節的字數與字母數，並標示出書卷的中點，藉此避免抄漏或抄多。
印刷術的帶動
十六世紀，希伯來聖經史上首次以嶄新的印刷術製作，稱為 Mikraot Gedolot (מקראות גדולות，又稱 Rabbinic Bible、拉比聖經，內容包括：(1) 「馬所拉文本」：包括元音符號 (niqqud) 和吟誦符號 (cantillation)；(2) 塔古姆 ( תרגום/Targum)：即亞蘭語譯本; (3) 猶太經文註釋（Jewish commentaries on the Bible）。
拉比聖經的第一版於 1516至1517 年由Daniel Bomberg 印刷商在威尼斯 (Venice) 出版，Felix Pratensis編輯。第二版於 1525 年由馬所拉學者Jacob ben Hayyim ibn Adonijah編輯。 第二版的拉比聖經後來成了 1611 年 King James Version (欽定版聖經) 的底本。
十八世紀的學者開始走訪歐洲各大圖書館，將數百份中世紀希伯來文抄本進行校勘，開始出版真正意義上的舊約鑑別文本。英格蘭的 Benjamin Kennicott 在1776至1780年出版 Vetus Testamentum hebraicum cum variis lectionibus (舊約希伯來文聖經與異文校勘)，對照了600 多份希伯來文手稿和 40 份印刷本，將所有異文列於頁底。Kennicott幾乎找不到重要的異文，然而卻間接證明，所有「馬所拉文本」的抄本，無論抄本之間的從屬關係或差異如何，都是上述主後一至二世紀的「標準化」產物，該過程遮蔽了「原始」或更古舊的文本，令我們今天無法透過「馬所拉文本」直接探究更古舊的文本面貌。所以，學者開始意識到，單靠比對「馬所拉文本」的幾百分抄本 ，也無法突破這屏障、回到更古老的「原始」經文。除非可以發掘更古老的希伯來文差本，否則餘下的辦法只能透過研究古代譯本 (例如《七十士譯本》) 與早期教父的引用才能進行間接推斷。
幾年後，意大利的 Giovanni Bernardo De Rossi 校對了更多Benjamin Kennicott未曾看過的手稿與早期譯本，在 1784至1788出版了 Variae lectiones Veteris Testamenti (舊約異文錄)。
踏入十九世紀，學者開始更仔細研究「馬所拉文本」，各種鑑別版本相繼出版，包括：
- Christian D. Ginsburg (1894), Massoretico-Critical Edition of the Hebrew Bible
- Paul Haupt (1893–1904),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Old Testament: 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Hebrew Text Printed in Color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亦稱 the Polychrome Bible)
現代鑑別希伯來聖經的新一頁
上述 Kennicott、De Rossi 和 Ginsburg 等人的工作，讓後來的 Rudolf Kittel 踏進鑑別舊約聖經的新紀元：1906年編輯的第一版 Biblia Hebraica (BH1)，在萊比錫 (現今德國東部) 印行。Kittel 最初與其他前輩一樣，仍然用「馬所拉文本」，取了上文介紹的1525年版 Mikraot Gedolot (拉比聖經) 為底本，不過較進步的地方是在註腳附上簡明的經文鑑別註腳（critical apparatus），並列出考自其他已知馬所拉手稿及古代譯本 (主要是希臘文《七十士譯本》) 的異文。
真正的改革來自1937年 Biblia Hebraica 第三版 (BH3)。1921 年，Württemberg Bible Society (後來經改組合併而演變成現代的德國聖經公會/ 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German Bible Society) 取得 Biblia Hebraica 的版權後，放棄「馬所拉文本」，改用「列寧格勒抄本」(Codex Leningradensis) 為核心底本，出版第三版，不僅將經文鑑別註腳區分為微小與明顯，更首次加上「列寧格勒抄本」的 Masorah Parva (小邊註)。1947 年死海古卷出土後，在 1951 年版加入第三層鑑別註腳，補充了如《以賽亞書卷》(Isaiah Scroll，1QIsaa) 和《哈巴谷書注釋》（1QpHab）等關鍵的昆蘭異文。從此，絕大部分的聖經譯者已不再用「馬所拉文本」為底稿。
Biblia Hebraica 的第四版 (BH4) 名為 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 (BHS)，在1968至1975年間出版，因為在德國西南部的史特加 (Stuttgart) 出版，而當時德國各地的聖經公會正在重組整合。此版本全面收錄重要異文與文本修訂建議，成為全球跨宗派學界和聖經譯者最廣泛採用的希伯來聖經版本。
進入 21 世紀，德國聖經公會將會出版BH的第五版，稱為 Biblia Hebraica Quinta, BHQ 或 BH5），同樣以「列寧格勒抄本」為底本，不僅完整收錄並翻譯原手抄本頁面的邊欄 (Masorah Parva、小邊註) 與上下空白處 (Masorah Magna、大邊註)，更全面校勘了昆蘭死海古卷和猶大曠野古卷、前提比里亞 (pre-Tiberian) 的殘卷及提比里亞馬所拉抄本，並附上詳細的英文文本鑑別評註，將會是現代聖經譯者採用的最核心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