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差會譯本 / 委辦譯本

London Missionary Version / Delegates‘ Version

《倫敦差會譯本》與《委辦譯本》是兩個既有重疊卻又各自獨立的歷史概念。由各差會聯合組成的「委辦本委員會」在經歷神學與譯名分裂後，最終由英國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主導並自行完成了舊約部分的翻譯。因此，這部在1854年將聯合翻譯的新約與倫敦會自行翻譯的舊約合訂問世的聖經，在歷史上兼具了《倫敦差會譯本》與《委辦譯本》的雙重身份。

倫敦差會譯本

《南京條約》與「委辦本委員會」

委辦本委員會的誕生，與清廷簽訂《南京條約》（Treaty of Nanking）有着莫大關係。

1842年8月，清政府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Treaty of Nanking），將香港島割讓予英國，並被迫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港口進行貿易通商。宣教士意識到，過去在南洋馬六甲、巴達維亞等地各自為政的聖經譯本（如《馬禮遜譯本》、《郭實臘譯本》）已不敷使用，迫切需要一本能跨越宗派、在滿清領土統一通行的權威譯本。

1843年8月，各英美差會的代表齊集香港，正式成立了「委辦本委員會」，文言文（深文理）重譯聖經。委員會的成員包括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美國公理會)、克陛存(Michael Simpson Culbertson，美國長老會)、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美國聖公會)、盧維(Walter Macon Lowrie，美國參議員 Walter Lowrie 的兒子，美國長老會)、施敦力(John Stronach，倫敦傳道會)、理雅各(James Legge，倫敦傳道會)、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倫敦傳道會)及米憐(William Milne)之子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倫敦傳道會)、高德(Josiah T. Goddard，美國浸禮會)、羅爾悌(Edward C. Lord，美國浸禮會)、憐爲仁(William Dean，美國浸禮會)等人。

為了使譯文符合中國文人的閱讀品味，委員會聘請了幾位華人助手進行潤稿，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王昌桂及其兒子王韜(1828−1897)。王昌桂自1847年起在上海墨海書館協助翻譯，1849年逝世後，由其子王韜接替其職，成為麥都思與理雅各最倚重的華人同工。

宗派分裂、譯名之爭與「留空排版」

儘管委員會承載著「出版統一譯本」的宏大願景，但翻譯工作展開不久，各宗派便在基礎神學詞彙上陷入了爭論。

洗禮之爭與差會退出

首先是關於 baptism 的翻譯，美國浸禮會堅持必須依照其宗派傳統譯為「浸」，而其他差會則主張譯為「洗」。因無法達成妥協，美國浸禮會率先退出委員會。隨後，美國公理會亦因理念不合而退出。

「神」或「上帝」之爭與空格排版的由來

最激烈的爭論莫過於 Elohim 的翻譯。英國倫敦會（以麥都思、理雅各為首）極力主張譯為「上帝」，認為此詞早已在中國古籍中出現，指涉普世的造物主；而美國傳教會（以裨治文、文惠廉為首）則堅稱「上帝」帶有異教多神論色彩，主張譯為「神」，雙方爭持不下，甚至驚動了兩大聖經公會。為了能讓聖經順利印行，傳教士們在製版時想到了一個權宜之計：在活字排版時，將聖經中「上帝」或「神」的位置預留兩個空格。

• 堅持用「神」的美國傳教會，在印製「神版」聖經時，便在「神」字之前刻意留下一格空間，以補足兩個字模的長度。
• 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前稱大英聖書公會)印製「上帝版」時，則剛好填滿兩個空格，不留空隙。

後世常有讀者誤以為「神版」字前留空的一格是中文傳統書信中的「挪抬」（例如現代商業函件中的「 貴公司」）。但事實上，根據清代文書規範，稱呼「上帝」或帝王「陛下」屬於應「三抬」（即另行高出三格書寫）的極尊稱，而非僅僅「挪抬」一格。因此，聖經「神」字前的空格，純粹是早期西方傳教士為了遷就活字排版、避免移動其餘字模而發明的技術妥協。這種「神版留空格、上帝版不留空格」的印刷傳統，從委辦本一直沿用至《官話和合本》（1919年），甚至到1970年代香港聖經公會印行的《和合本》中依然清晰可見。直到今天進入數字與網絡聖經時代，無需手動排版，香港聖經公會官方網站上的《新標點和合本》或《和合本修訂版》的神版，才正式取消了字前的空格。

委員會的最終解體與譯本分流

譯名與翻譯水準的爭執最終摧毀了聯合委員會。1850年7月新約部分（依據 Textus Receptus 希臘文文本）勉強完成，但舊約的翻譯陷入僵局。1852年，倫敦會傳教士索性退出聯合委員會，自行推進舊約翻譯；留在委員會內的美國委員隨後也停止了工作，委員會正式解體。

這場分裂導致了兩部文言聖經的分流：

• 委辦本 / 倫敦差會譯本：由麥都思、施敦力、美魏茶等人於1853年獨立完成舊約翻譯（僅出版「上帝版」）。1854年，大英聖書公會將這部舊約與先前聯合翻譯的新約合訂出版，這便是後世廣義所稱的「委辦本」。其舊約全書亦曾於1855年由香港英華書院單獨印刷發行。
• 裨治文譯本：裨治文、克陛存與文惠廉等美國宣教士退出後，自行以深文理翻譯新舊約全書，由美國聖經公會資助出版，新約於1859年問世，舊約於1862（或1863）年出版，通稱「裨治文譯本」，全書採用「神版」。

理雅各、王韜與香港英華書院

在「委辦本」的出版與流傳過程中，香港英華書院與其印刷所扮演了核心技術樞紐的角色。

蘇格蘭籍的傳教士兼漢學家理雅各於1840年抵達馬六甲，並與米憐之子美魏茶一同學習中文。理雅各與華人傳道人何進善（後改名何福堂，成為繼梁發之後第二位華人牧師，其子為香港著名大亨何啟爵士）結為摯友，隨後一同赴港發展。

理雅各在香港（現今中環史丹頓街、荷李活道、伊利近街一帶）建立了傳道站與印刷所，並於1846年將馬六甲英華書院的活字鑄字工具與印刷機全數運抵香港。1847年，來自寧波華花聖經書房的活字印刷技工柯理上任，歷時數年，於1851年成功鑄造出兩副精美的中文金屬活字字模。這批字模不僅用於印刷委辦本聖經，更成為英華書院的主要收入來源——他們將字模出售給香港政府印製中文公告，亦供應給《香港華字日報》與《香港中外新報》，甚至遠銷至歐美各國。此印刷所還出版了由麥都思之子麥華陀（Walter Henry Medhurst Jr.）及女婿奚禮爾（Charles Batten Hillier）主編的著名中文月刊《遐邇貫珍》。

理雅各與王韜的漢學傳奇

1862年，協助墨海書館工作的王韜因涉嫌為太平天國出謀劃策而遭到滿清朝廷通緝。時任英國駐上海領事的麥華陀（因其父麥都思曾為王韜施洗）出手相救，協助王韜流亡香港，投靠理雅各。

在香港，王韜成為理雅各最核心的學術助手。在王韜極具江南才子底蘊的筆墨潤稿下，委辦本的譯文展現出無與倫比的典雅文風，極度符合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閱讀口味。然而，這種高度的「中文化」亦引發了學術爭議，部分保守派宣教士批評其譯文過於迎合儒家話語，模糊了基督教與儒學的本質區別（例如理雅各與王韜選擇用儒家核心概念的「仁」來翻譯聖經中的「愛」 agape）。

理雅各在王韜的協助下，還展開了宏大的中國經典翻譯計劃。在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大班羅伯特·渣甸（Robert Jardine）的資助下，英華書院出版了中英對照並附註解的《中國經典》（The Chinese Classics），涵蓋了《四書》、《書經》、《詩經》與《春秋左傳》等共五卷。

1869年，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University of Oxford）因仰慕理雅各的漢學成就，開創了漢學教授（Professor of Chinese）一職並聘其出任。王韜亦應理雅各之邀遠赴英國遊歷。理雅各晚年在牛津致力於宗教比較學（Comparative Religion）研究，並在繆勒（Max Müller）主編的《東方聖書系列》（Sacred Books of the East）中繼續翻譯《孝經》、《易經》、《禮記》與老莊著作。他主張儒家本質上是一個包含敬拜至高上帝的宗教，這在當時引發了西方保守派神學界的猛烈攻擊。

委辦本的歷史餘波與衍生譯本

委辦本雖然因為文體過於高雅深奧，未能流傳於基層大眾，但它卻在近代中國歷史中留下了兩道重要的歷史軌跡：

1. 中國第一本白話文聖經的催生： 1854年，眼見文言委辦本對於普通百姓過於艱澀，麥都思與施敦力嘗試突破傳統，以南京官話（白話文）為框架，將委辦本的新約全書進行了改寫。此書於1857年出版，史稱「南京官話譯本」（或麥都思、施敦力譯本），這是中國聖經翻譯史上第一本嘗試以白話文（官話）印刷的聖經，為後來的《官話和合本》開闢了通往白話文的先河。
2. 歷史的終局與設備的傳承： 1873年，理雅各徹底返回英國就任牛津。留在香港的王韜則聯同陳言等人組成「中華印務總局」，正式收購了英華書院印刷所的所有印刷設備與柯理當年辛苦鑄造的中文活字字模。1874年，王韜利用這批曾印刷過委辦本聖經與《中國經典》的鉛字與機器，創辦了中國近代報業史上著名的《循環日報》並親任主筆，開啟了晚清民智啟蒙的新篇章。1884年清廷撤銷通緝令後，王韜重返上海，晚年出任上海格致書院院長。

《倫敦差會譯本》《委辦譯本》是夾雜在宗派撕裂與中西漢學對撞下的譯本。雖然因「神」或「上帝」而未能實現基督教大一統譯本的初衷，但透過英華書院的鉛字字模技術，間接推動了香港印刷業的發展；而理雅各與王韜因翻譯此本而締結的漢學因緣，成為香港東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