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差會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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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差會譯本」又稱「委辦本」，但有時「委辦本」又用來指另一個與此有關的譯本，下文會提及。

1843年成立「委辦本委員會」，以文言文(深文理)翻譯，成員包括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美國公理會)、克陛存(Michael Simpson Culbertson，美國長老會)、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美國聖公會)、盧維(Walter Macon Lowrie，美國參議員 Walter Lowrie 的兒子，美國長老會)、施敦力(John Stronach，倫敦傳道會)、理雅各(James Legge，倫敦傳道會)、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倫敦傳道會)及米憐(William Milne)之子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倫敦傳道會)、高德(Josiah T. Goddard，美國浸禮會)、羅爾悌(Edward C. Lord，美國浸禮會)、憐爲仁(William Dean，美國浸禮會)等人。

委辦本委員會的成立，與清廷「五口通商」有莫大關係。1842年，英國出征鎮江、寧波等地；8月清朝政府與英國和談，雙方簽訂《南京條約》，將香港島割讓予英國，清政府向英國開放沿海的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港口，進行貿易通商；另英軍須撤出南京、定海等。隨著清政府答應通商，上述的宣教士也趁機在香港展開翻譯聖經的工作，在1843年8月在香港成立委辦譯本委員會，成員來自倫敦傳道會、美國公理會、美國浸禮會、美國長老會，也有代表馬禮遜教育會。

委辦本委員會聘請了幾位華人助手，有些是匿名的，而可知姓名的有王昌桂和他的兒子王韜(1828−1897)。王昌桂由1847年起在上海工作，協助譯者，1849年逝世後王韜繼續。(蔡錦圖，2014，第xxix頁)

委辦譯本委員會的計劃，是聖經中譯史上首次嘗試出版統一譯本，期望所有宗派都一起用。不過，計劃展開不久，委員會的成員已經發現，難以在翻譯用詞上妥協(例：Elohim 應譯「神」或「上帝」)，甚至觸及不同宗派的傳統(例：baptism 應譯「浸」或「洗」)。由於有所爭論，美國浸禮會首先退出委辦譯本委員會，接著美國公理會也退出。留下倫敦傳道會的麥都思和理雅各根據Textus Receptus把新約由希臘文譯成中文(陳少蘭，2005，頁26)，在1852年出版新約全書，美國聖經公會(American Bible Society)採用「神」，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前稱大英聖書公會)採用「上帝」，兩種版本都於同年印行。


​美國傳教會主張譯作「神」，但倫敦會卻主張「上帝」。雙方爭持不下，結果決定在製版時把聖經中「上帝」和「神」的位置留空兩個空格，堅持用「神」的美國傳教會，印製所謂「神版」的聖經時，可以在「神」字之前留一空格；英國的「上帝版」聖經則不會留空格。有人誤會這是文言傳統的「挪抬」(例如香港今天還有些商業函件寫「  貴公司」，「貴」字前留一空格)，但其實古時奏章呈帝王的上行文書，稱「上帝」、「陛下」均為應「三抬」的字樣 (即另行高出三格書寫)，而不是僅僅「挪抬」留一個空格。所以，留一空格的做法，只是方便排版，避免移動其他字模。這種「神版留空格、上帝版不留空格」的做法，一直沿用至《官話和合本》，甚至1970年代香港聖經公會印行的《和合本》也沿用。當然，今天的網上聖經，不用人手排版，已無需留空格，所以香港聖經公會網站的正式版本，不論是《新標點和合本 (神版)》或《和合本修訂版 (神版)》，「神」字前也不留空格了。

​可惜美國傳教會和倫敦會的爭執卻持續。譯經工作主要由倫敦會的傳教士承擔，但美國傳教士卻向大英聖書公會投訴「上帝」和「神」的譯名問題，也批評他們的翻譯水準。1850年7月，新約翻譯完成，但譯名的爭議未完。1852年，倫敦會傳教士退出翻譯委員會，自行完成舊約的翻譯，而餘下的美國傳教會的委員，沒有繼續翻譯，不久後解散。

1853年，倫敦會的傳教士完成舊約翻譯，只有「上帝版」。

1853年，大英聖書公會發起「百萬新約全書送中國」運動，當時的聖經就在墨海書館印刷出版。1857年麥都思返回英國，同年逝世。

之後，倫敦傳道會的麥都思、施敦力、美魏茶等人中途退出委辦譯本委員會，自行翻譯舊約，於1853年完成。1854年，該舊約全書與委員會所譯的新約全書合訂，由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出版，後稱「委辦本」。該舊約全書也有獨立出版，在1855年由香港英華書院印刷。

1854年，麥都思、施敦力以南京官話(白話文)改寫文言「委辦譯本」的新約全書，是中國第一本白話文譯本，後稱「麥都思、施敦力譯本」或「南京官話譯本」，於1857年出版。

另外，美國公理會的裨治文、美國長老會的克陛存和美國聖公會的文惠廉退出委辦譯本委員會後，自行以文言文(深文理)翻譯新舊約全書，由美國聖經公會出版，後稱「裨治文譯本」，新約在1859出版，舊約在1862年(海恩波，2000，第85頁)出版(另有說1863年)。

理雅各是蘇格蘭人，鴨巴甸國王學院畢業，1840年到馬六甲，在英華書院學中文。和他一起東來的，還有美魏茶，即米憐的兒子。美魏茶也參與委辦本翻譯。

理雅各精通中文。

理雅各與何進善是好友，在馬六甲的英華書院認識。後來何進善與理雅各一起到香港傳教，改名何福堂，為梁發之後第二位華人牧師。香港的何啟爵士，就是何福堂的兒子。

1843年，倫敦會在東亞的傳教士齊集香港，討論在華新開通口岸的工作分配。理雅各到香港後，在史丹頓街、鴨巴甸街、荷里活這、伊利近街之間，購入土地，建立傳道站房舍，其中包括了印刷所，裝置了1846年由馬六甲英華書院運來的印刷機和鑄字工具。1847年，從寧波華花聖經書房來到香港的印工柯理上任，開始鑄字模，1851年完成兩副活字字模，開始在香港印製委辦本聖經。除此之外，也印刷月刊《遐邇貫珍》，編者是麥都思的兒子麥華陀和女婿奚禮爾，另外理雅各也有參與。另外，印刷所也出版了其他書籍，包括理雅各的《中國經典》，其出版費用全數由渣甸洋行 (後稱：怡和洋行) 的羅拔．渣甸贊助。內容是中英對照 (另加注解) 的《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等，後來《書經》、《詩經》、《春秋左傳》也相繼出版，共五卷。英華書院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出售活字字模。購買英華書院的字模印刷的刊物，包括香港政府的中文公告、香港的《香港華字日報》和《香港中外新報》等，這些中文字模，甚至有出售到歐美多國。

理雅各認為，「上帝」一詞早已在中國古籍出現，祂是普世的造物主。

​王韜在1862年被滿清朝廷通緝，在上海領使麥華陀 (麥都思之子，而麥都思為王韜施洗，並請他作助手) 流亡到香港，投靠理雅各，成為助手，協助翻譯委辦本譯本，經他潤稿後，委辦本譯文典雅，符合文人閱讀口味。1867年理雅各回英國與家人團聚，王韜也獲理雅各邀請往英國，旅費由渣甸洋行 的羅拔．渣甸贊助。1869年，牛津大學開創中文教授一職，委任理雅各出任。

理雅各的譯文，在王韜的協助下，行文用語合符中文習慣，但也有人認為過於「中文化」，令人誤以為基督教和儒家思想有過多共通的地方，例如理雅各用「仁」翻譯聖經中的「愛」，是否貼切，也許有討論空間。

1870年，理雅各和王韜返回香港，理雅各擔任香港公理會佑寧堂牧師，而王韜則把他的歐遊見聞，寫成《普法戰記》。1873年理雅各再返回英國，繼續出任牛津大學的中文教授。1875 年，有些對漢語研究有興趣的人士，捐款給牛津大學，最後累積達三千餘英鎊，牛津大學用這筆捐款設立基金，支付理雅各繼續出任中文教授的薪金。當時理雅各已經在香港出版了首五卷《中國經典》，出任中文教授，實在當之無愧。此後，他在牛津繼續翻譯《考經》、《易經》、《禮記》、《道德經》、《莊子》，在繆勒主編的《東方聖書系列》中出版；而牛津大學也把他在香港出版的首五卷再版。理雅各晚年在牛津的研究，以宗教比較學的眼光，對比儒家和基督教，認為儒家是包含敬拜上帝的宗教，引起了宗教保守派的攻擊。

王韜則留在香港，聯同陳言等人組成中華印務總局，收購英華書院印刷所的設備和鑄字工具，1874年創辦《循環日報》並任主筆。1884年清廷撤消對他的通緝令，他回到上海，擔任上海格致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