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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經公會是聯合聖經公會 (United Bible Societies)的成員，後者在1946年成立，與聯合國同年，當時成立的主要目的是聯絡各地的聖經公會，互相分享資源。
香港聖經公會網站 聯合聖經公會現有147個組織成員；全球的聖經發行工作，大約有八成由聯合聖經公會的成員負責。聯合聖經公會由1950年起出版The Bible Translator 期刊，討論聖經翻譯的理論和實踐，研究如何改善翻譯，幫助聖經譯者。 聯合聖經公會的學者發表不少聖經研究的學術材料，例如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 (BHS) 和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The Greek New Testament)。除了翻譯和出版聖經外，聯合聖經公會的使命，包括積極把聖經傳給還未有機會接觸到福音的民族，讓聖經改變他們的生命。
香港聖經公會的前身是「中華聖經會」，在1919年《官話和合本》出版後幾年成立，接手負責出版和發行該譯本的工作。到了1948年，因大陸局勢轉變，中華聖經會決議暫時遷到香港；1950年「香港聖經會」正式成立，並於1955年成立負責中文聖經及外文聖經的印刷和分發工作。1956年，台灣辦事處成立。由於當時香港聖經會同時負責台灣地區的聖經發行，所以在1959年便易名為「香港及台灣聖經公會」。當時香港很快成了全球的聖經印刷中心，不單全世界的中文聖經都在香港印刷，甚至也接到不少印刷英文和法文聖經的訂單，在香港印刷後分發到世界各地。最初香港聖經公會成立的資金依賴外國聖經公會支持，但不久已財政獨立，甚至反過來可以有餘，資助其他發展中地區的聖經公會。
1964年，香港和台灣兩地的辦公室分別獨立，分易名為「香港聖經公會」及「台灣聖經公會」；同年聯合聖經公會決定投資70萬港元在香港成立印刷中心，主要印刷及發行聖經。
聯合聖經公會於1986年與中國愛德基金於南京成立愛德聖經印刷廠，印刷聖經的工作漸漸由香港移交至南京。
我曾親身訪問香港聖經公會：
1/8/2012
圖片取自香港聖經公會網頁 (版權：香港聖經公會)
二零一二年，尖沙咀，繁忙的商業區。難得一天假期，可以閒坐在香港聖經公會位於尖沙咀的辦公室，與出版部的高級經理李秀芳(Loretta)天南地北，遠眺路上行人神色匆匆，別有一番體會。
香港聖經公會的典故
香港聖經公會是聯合聖經公會 (United Bible Societies)的成員，後者在一九四六年成立，與聯合國同年，當時成立的主要目的是聯絡各地的聖經公會，互相分享資源。聯合聖經公會現有一百四十七個組織成員；全球的聖經發行工作，大約有八成由聯合聖經公會的成員負責。不過，李秀芳指出，聯合聖經公會還有另一重要使命：「除了翻譯和出版聖經外，聯合聖經公會的使命，可以用英文 “scripture engagement” 一詞總結，就是積極把聖經傳給還未有機會接觸到福音的民族，讓聖經改變他們的生命，也在發展中地區開辦識字班，希望更多人有能力自行閱讀聖經，而不是靠別人轉述二手資料。聯合聖經公會也與有關機構合作，推展 Faith Comes by Hearing 的計劃，把聖經內容錄製成不同語言，以新約為主，在各地免費播放。另外，也參與對抗愛滋病，即『好撒瑪利亞人計劃』。」
也許本網誌的讀者，對聯合聖經公會的種種工作中，最感興趣的還是聖經翻譯研究。李秀芳在訪問中提到，不少聖經研究的學術材料，都是由該會的學者發表，例如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 (BHS) 和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The Greek New Testament)，主要由德國聖經公會支持研究和出版，但歡迎非會員的譯者參考和採納。聯合聖經公會由一九五零年起出版The Bible Translator 期刊，討論聖經翻譯的理論和實踐，研究如何改善翻譯，對所有聖經譯者都有實際幫助。
要研究中文聖經的歷史，不能光談聯合聖經公會，畢竟該會只有不足七十年的歷史。事實上，全球第一個聖經公會是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前譯「大英聖書公會」，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其地位由該會的網址謹自稱為 “Bible Society” (而沒有「英國」等字眼) 可見一斑。李秀芳回顧過去，同時也在數算神的恩典：「十九世紀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來華，除了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外，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也有資助。後來歐美各國相繼成立聖經公會，除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外，美國聖經公會和蘇格蘭聖經公會也積極來華，一九一九年的《官話和合本》也是由這三個聖經公會共同資助翻譯、印刷和出版。《官話和合本》出版後幾年，中華聖經會成立，接手負責出版和發行該譯本的工作。到了一九四八年，因局勢轉變，中華聖經會決議暫時遷到香港；一九五零年『香港聖經會』正式成立。由於當時香港聖經會同時負責台灣地區的聖經發行，所以在一九五九年便易名為『香港及台灣聖經公會』。當時香港很快成了全球的聖經印刷中心，不單全世界的中文聖經都在香港印刷，甚至也接到不少印刷英文和法文聖經的訂單，在香港印刷後分發到世界各地，這對香港聖經公會的財政有很大幫助。最初香港聖經公會成立的資金依賴外國聖經公會支持，但不久已財政獨立，甚至反過來可以有餘，資助其他發展中地區的聖經公會。因此，在一九六四年，香港和台灣兩地的辦公室分別獨立，這邊廂易名為『香港聖經公會』，那邊廂則命名為『台灣聖經公會』。」
上世紀的五、六十年代，香港工業急速發展，各行各業都有成功故事。聖經印刷業在短短十年八載發展成熟，對香港土生土長的人而言，這種故事可謂耳熟能詳！不過，時移世易，李秀芳表示，現今的聖經，不論任何語文，許多都在中國內地印刷，只有要求特別精美或薄裝的聖經，才考慮由荷蘭或韓國等地的印刷廠印製。這也是預料之內的發展——今天還有多少品牌沒有「中國製造」的產品或部件呢？
和合本的修訂計劃
話題轉到《和合本修訂版》，李秀芳說，這跟一九八九年的《新標點和合本》一樣，由於花費龐大，因此這兩個譯本最初都是由聯合聖經公會統籌：「到了二零零零年，聯合聖經公會的亞太區中心遷到澳洲，難以繼續統籌《和合本修訂版》的工作，所以香港聖經公會便接手，負責行政和管理編譯進度和內容等。聯合聖經公會亞太區有幾位華人翻譯顧問，他們其中一兩位先草擬初稿，然後交給審閱委員作修訂，接著交予原稿修訂員修訂，才給中國基督教兩會審閱，然後由編輯小組整理和審核，包括周聯華博士、駱維仁博士、梁望惠博士等，他們都是受邀於聯合聖經公會，之後修訂稿會交給世界各地的學者審閱，最後由聯合聖經公會的翻譯顧問統整和審批，經常如是者來來回回七、八轉才可定稿。」
李秀芳指出，內地的審稿學者，都是委託基督教全國兩會聘請，其中主要來自南京神學院。「全國兩會」（英譯縮寫為 CCC/TSPM）指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簡稱「全國三自」，英譯名為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hina，即 “National TSPM”） 及中國基督教協會(簡稱「全國基協」，英譯名為 China Christian Council，縮寫為 “CCC”) 。
「不修不行」
《和合本修訂版》在網上刊登的頭兩條修訂原則是「並非為修訂而修訂，故盡量以少修為原則」和「保持《和合本》原有之風格」，究竟實際上指甚麼呢？李秀芳細心由修訂的背景開始解釋：「《官話和合本》在一九一九年出版，當時白話文運動剛起步，可以說，出版《和合本》有推動白話文運動的意義，但現在相隔那麼多年，白話文已改變不少，現在有不少人感到不易讀。一九六零年代，美國聖經公會的尤金．奈達博士(Eugene Nida) 提出『功能對等』的翻譯理論，聯合聖經公會便主動提出，按奈達博士的理論重譯中文聖經，最後完成並出版《現代中文譯本》。」所謂「功能對等」，譯自 “dynamic equivalence”，又稱 “thought for thought”。美國聖經公會在一九七六年根據這個理論翻譯英文聖經，以 Good News Bible: The Bible in Today’s English Version 為名出版，簡稱 Today’s English Version (TEV) 、Good News Bible (GNB) 或 Good News Translation (GNT) 。《現代中文譯本》(Today Chinese Version) 正是 TEV 的中文版。
李秀芳接著解釋：「但是，《和合本》盡量以直譯原文為原則，與《現代中文譯本》差別很大。」雖然在訪問時沒有說，但我自己認為這正是《現代中文譯本》在推出後多年仍未能在華人教會普及的原因。李秀芳繼續說：「一九八四年，聯合聖經公會的代表和香港、台灣、東南亞各地的華人教牧曾經在台灣舉行會議，擬定修訂《和合本》的原則，最後的共識，除了『忠於原文』這個必然的結論外，就是『並非為修訂而修訂，故盡量以少修為原則』和『保持《和合本》原有之風格』這兩條。」以上的會議曾於《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報導。李秀芳強調，這不單單是聯合聖經公會訂立的原則，而是所有參與該會議的華人教牧同工的共識。「我們不要忘記，如果只顧著『忠於原文』，有時可能會令句子結構變得難以明白，例如《呂振中譯本》，譯文公認忠於原文，但不能否認有時某些句子較難理解。如何在兩者之間取捨，實在很困難。」
「一九八九年出版《新標點和合本》，可以算是該會議之後踏出的第一步，但修改幅度有限，只是改用現代標點符號，修改了部份人名和地名，按性別和物件區別使用第三人稱代詞(他、她、它)，及修訂部份冷僻中文字等，主要想看看大家的反應。」
「還有另一個問題，不少華人信徒都不願意看到《和合本》的內容被修改。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修訂《和合本》的原因不僅是語文問題，還有釋經學、原文考究和聖經翻譯研究的發展，都叫我們不能不修訂聖經，例如死海古卷的發現對聖經翻譯有很深遠的影響，但華人信徒熟讀的《和合本》，卻是在死海古卷前出版的。大家看看《和合本》和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NIV)的中英對照聖經便可知道，中英文版本在不少地方根本不能對得上。可想而知，我們確實需要修訂《和合本》。」
獨生子、弟兄、耶和華
原文考究的成果令我們對《和合本》「不修不行」，但大家的共識卻是「並非為修訂而修訂」，究竟兩者如何妥協呢？李秀芳說，「不修不行」還是以原文為準：「例如〈約翰福音〉3:16，我們把『獨生子』改為『獨一的兒子』，因為原文的確沒有『生』的意思，這根本不是底本年代的問題，即使當年用的底本也是同樣沒有『生』，所以必須修改。可是，如果《和合本》的用詞與原文的意思相近，例如說主耶穌『周遊』(〈路加福音〉8:1)，我們不會改為『遊覽』。如果同一個字詞在聖經出現過二、三百次，便代表這個字詞意思很廣泛，在不同的語境可以有不同的意思，所以我們可以在不同的章節採用不同的中文翻譯，不會強求全本聖經統一翻譯該字詞。只有一些不常出現的字詞，才會統一用一個中文詞語對等翻譯，因為不常出現也反映該字的意思獨特。《和合本修訂版》的修改，大部份都是如此這般，由原文而起。」
既然提到字詞，我便要問「弟兄」和「兄弟」這兩個詞的取捨，因為希臘文根本沒有如此分辨。李秀芳解釋：「其實《和合本》也沒有明確區分『弟兄』和『兄弟』的用法，前後有時也不一樣。《和合本修訂版》的編輯委員會考慮到華人信徒讀聖經的習慣，一向有區分『弟兄』和『兄弟』的意思，所以便按語境分開翻譯，肯定有血源關係的才譯『兄弟』，否則便譯『弟兄』。我們認為，這既對原文沒有太大影響，又可幫助讀者理解內容，可以接受。」
那麼「耶和華」這個名稱又如何呢？李秀芳說：「其實在進行修訂期間，曾有意見提出這次修訂應為『耶和華』正名。但始終這不是一個新的譯本，而是『修訂版』，即『第二版』，正如教科書也有『第二版』、『第三版』等，NIV 也有，我們認為很多問題都不應在《和合本修訂版》處理，而應該留待一個全新的譯本來處理。事實上，現在教會對『耶和華』這個問題也有分歧，我們不願因這個問題影響大家同讀一本聖經的機會。《和合本》在過去的地位無可置疑，內地信徒在過去艱難的日子背誦的聖經是《和合本》，海外眾多的華人信徒也是讀《和合本》，我們希望《和合本修訂版》可以繼承這個地位，無論華人身在世界何方，都讀同一本聖經，令大家在華人事工和神學發展等工作上，都有同一基礎。當然我們也歡迎其他中文譯本，但也希望大家先有同一基礎，其他的譯本可以作補充參考。我明白英語世界的情況很不同，寫神學文章時，會引用不同的英文譯本，相信隨著華人的神學發展，也可以容納幾個不同的譯本做中文的神學工作。」
咒詛和詛咒
在訪問中，李秀芳多次提到他們很注重內地的讀者，例如她提到《和合本》用「咒詛」，我在訪問後查《康熙字典》，見到「詛」字的解釋，是引《廣韻》「咒詛」，證明在當年是正規用法。李秀芳說：「但是，內地現在流行用倒轉的『詛咒』，內地現代的詞典也是『詛咒』，所以我們認為，應要遷就讀者較多的國內同胞，便決定用『詛咒』。又例如在人名和地名方面，我們也特別考慮到內地在音譯上有約定俗成的做法，所以《和合本修訂版》也要重譯某些人名和地名，甚至有些情況下會返回用一九一九年《和合本》的譯名。」李秀芳說，在今年的六月，香港聖經公會與全國兩會合作，讓全國兩會出版《和合本修訂版》簡體字版，這是除了《和合本》外，唯一可以合法在內地發行和出售的中文聖經。
出版計劃
李秀芳也談到香港聖經公會將會出版《和合本修訂版》和 NIV 的中英對照版，另外也在製作中文和法文的對照版聖經。為甚麼會選NIV作中英對照的頭炮呢？李秀芳答道：「因為NIV在香港實在較多信徒使用，而我們也曾與該機構的代表會面，互相很欣賞對方的工作，所以一拍即合，決定出版這個中英對照的版本。其實我們也有考慮用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ESV)，不過新加坡聖經公會已計劃出版 ESV 和簡體版《和合版修訂本》的中英對照版，我們不想重疊資源。我們也與聯合聖經公會各地的會員合作，陸續出版其他雙語版，包括中文與韓文、葡萄牙文、馬來文、德文對照等，因為華人分散世界各地居住，華人的下一代可能用當地的語言作日常用語，但我也希望這些雙語版可以照顧他們的需要，保留他們漢語文化的根。」
滿有恩典的工作
話題轉到李秀芳自己的事奉經歷：「我加入香港聖經公會已有六年多的時間。我畢業後第一份工作在宣道出版社當編輯。雖然我自小患有小兒麻痹症，但是上帝給我讀書的機會，因此我一直很感謝上帝給我許多恩典。」她坐在輪椅上向我坦白表明她在主內的經歷：「當時我的想法很單純，一心打算在畢業後花一年的時間事奉上帝，然後再做『其他』的事情。但我一到宣道出版社，便發現上帝的工場何等荒涼，所以在那裡轉眼便度過了四五年的光陰，接著我到福音證主協會，做了十多年，上帝又帶領我加入香港聖經公會。我之前翻譯和負責出版一些釋經書，但無可否認，所有釋經書的基礎都是聖經，最核心的出版工作必然是出版聖經。聖經只有一本，當中滿有祝福，我現在可以參與其中，實在是個恩典。我剛加入香港聖經公會時，《和合本修訂版》的新約已經完稿，但舊約還未完成，現在終於看見它面世了。」
最後我問李秀芳，從事聖經翻譯工作的感受，她由衷說：「我覺得參與聖經翻譯是一項尊貴的工作。聯合聖經公會的華人翻譯顧問其實只有五位，包括香港的黃錫木博士，身在法國的洪放博士，另外的三位也不是長居香港，即尤垂然博士、施尤禮博士和彭國瑋博士。我現在才明白，翻譯聖經的確要花很長時間。我曾經聽過洪博士分享，他在斐濟某個島住了一兩年，在當地一邊學習他們的風土民情，一邊審閱當地譯者的初稿。全新翻譯一種語文的聖經，由最初籌備至出版發行，可能要花二、三十年的時間；翻譯聖經是個終生的工作。」
「根據我們的統計，全球共有約六千五百種語言，已翻譯了聖經部份內容的只有二千五百多種語言，其中更只有四百多種語言完成了聖經新舊約全書。也許這四百多種語言已覆蓋全球超過九成的人口，但他們都是較富裕的一群；其餘未能以母語閱讀聖經的，都是身處偏遠地區的民族，可能人口只有十萬，甚至更少，我們是否可以忽略他們的需要呢？上帝絕非以經濟效益來衡量福音工作，所以聯合聖經公會便資助這些翻譯計劃。在中國內地，也有一些少數民族不熟悉漢字，聯合聖經公會也會支持當地的翻譯工作，但我還是感到杯水車薪，因為世上還有許多人不能以母語接觸聖經。我常在想，是否可以有更多華人學者加入聖經翻譯的事工呢？」
訪問完結前，李秀芳再三表示，香港聖經公會很歡迎各界對《和合本修訂版》提出意見，因為大家都明白，任何譯本總會有沙石，她希望可以像外國一樣，每隔二、三十年便可以基於上一個版本而出版一個修訂版。未知您對這個版本有甚麼意見呢？大家不妨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