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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抄本

已出土和保存下來的新約抄本起碼有五千八百多份，有些只是一塊碎片，但有些卻幾乎包括了新約全書。如果以「抄寫型式」分類，這些抄本可客觀地分為「蒲草紙抄本」、「大階體抄本」和「小階體抄本」。不過，如果以不同抄本之間用字的輕微差異作分類，便可以把抄本主觀地分為不同的「經文類型」(text-type) 或「經文類別」(categories)。

客觀的分類準則：抄寫型式           

《新約》的希臘文原始手稿已全數失傳。現存早期抄本，有寫在蒲草紙(papyri)，也有寫在羊皮紙(parchment) 或牛皮紙 (vellum)上。

為方便討論，有兩位學者把這幾千份抄本編號，他們是 Caspar René Gregory (1846–1917) 和後來接力的亞蘭(Kurt Aland, 1915–1994)。對！這位Aland，就是 Nestle-Aland’s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的兩位編輯之一，是聯合聖經公會和今天絕大部份譯者翻譯新約的依據 (見下文)。

這個簡稱 Gregory–Aland 的編號方式如下：

  • 蒲草紙抄本以哥德體的 𝔓 字為記號，由 𝔓 1 至 𝔓 141。
  • 寫在羊皮紙或牛皮紙上的，再按抄寫用的字母細分為大階體(uncials，由#01至#0324)和小階體(minuscules，由#1開始)。所以，#0101代表第一百零一號的大階體抄本，而#101就是第一百零一號的小階體抄本。

1.蒲草紙抄本 papyri


《約翰．雷蘭殘篇》(複製品)，攝於香港2017年「感動之旅」(the INSPIRED Exhibit)聖經展。

《約翰．雷蘭殘篇》(複製品)，攝於香港2017年「感動之旅」(the INSPIRED Exhibit)聖經展。        現存的希臘文蒲草紙抄本約有一百四十多份，大都只有一頁或幾頁的殘片，但有幾份頁數較多。較著名的一些抄本包括：

  • 𝔓52：約翰．雷蘭殘篇(John Rylands Fragment)，可能是現存最古老的新約抄本之一，正面記載了〈約翰福音〉18:31-33，背面記載了〈約翰福音〉18:37-38，估計在公元125年至175年之間抄寫，現存放在英國曼徹斯特的約翰．雷蘭圖書館。
  • 𝔓45：貝蒂蒲草紙抄本集(Chester-Beatty Papyri)，屬三世紀的抄本，現只留下30塊蒲草紙，包括「四福音書」的其中一少部份和〈使徒行傳〉/〈宗徒大事錄〉的其中十多章。
  • 伯默蒲草紙抄本集(Bodmer Papyri)，指22份蒲草紙抄本的結集，其中較著名的包括𝔓66 (這是22份之中最古老的一份，約公元100至200年之間)，及𝔓75 (現存於梵蒂岡圖書館，約公元175至225年，或可能較後)。
  • 俄克喜林庫斯蒲草紙抄本集(Oxyrhynchus Papyri)：這一大堆蒲草紙本於十九世紀在方埃及出土，很多都是一些帳單、公文、書信、筆記等等，只有少部份是經文手抄本，其中包括幾十份新約經文的手抄本，例如現藏於牛津大學的𝔓19和𝔓29，見牛津大學的掃描本。

詳見：〈所有蒲草紙抄本列表〉。

2.大階體抄本 uncials


西奈抄本 (希臘文大階體抄本)，展示的是其中一頁 fol.68a 的複製品，攝於香港2017年「感動之旅」(the INSPIRED Exhibit)聖經展。

西奈抄本 (希臘文大階體抄本)，展示的是其中一頁 fol.68a 的複製品，攝於香港2017年「感動之旅」(the INSPIRED Exhibit)聖經展。       已出土及編號的希臘文大階體抄本約三百多份，較重要的包括：


​詳見：〈所有大階體抄本列表〉。

3.小階體抄本 minuscules                             

現存的小階體希臘文字母抄本有幾千份，多屬九至十五世紀之間。小階體希臘文字母發展自一直用於個人書信的草書體(cursive)，較草書體整齊，但較大階體書寫省時。

詳見：〈所有小階體抄本列表〉。

主觀的分類方式：經文類型和類別 

現存的《新約》希臘文抄本數以千計，內容基本上相同，但當年沒有影印機或相機，手抄本偶有錯誤，毫不稀奇。當不同抄本有相異的字詞出現時，我們便要鑒別哪一個版本才是正確。

因此，研究經文抄本，就好像要根據子子孫孫的照片來估計祖先的樣貌般；我們要重組家庭成員名單，分辨誰是親生子女，誰是遠房親戚。同一道理，我們也可以把不同的經文歸類，方便學術分析。由於一切出於估計，所以必然帶有主觀成份，不同學者也提出不同的分類方式。傳統的分類方式是把經文歸類為幾種「經文類型」(text-type)，但近年有學者提出更佳的分類，簡單稱為五個 categories (可譯作「經文類別」)。

無論如何，單靠研究「子子孫孫」的照片，也未能估計準確祖先的樣貌，因為最早期的「子孫照片」，也與始祖相距好幾代了。研究經文，也要考慮內在證據，研究每項異文，重組「始祖」的五官和身體各部份。但這已屬經文鑒別學(biblical criticism)的問題，暫時不在此研究。

我們先談談手抄本的手民之誤如何出現，然後再談「經文類型」和「經文類別」這兩種分類方式。 

1.手抄本內容為何有差異？                         

可能有人說，謄抄聖經的文士都很謹慎，絕少出錯云云；其實這是指舊約時代之中沒有戰亂的日子而已。其實耶穌被釘十字架後，有幾乎三個世紀的時期，信徒受逼迫，抄寫的地方環境惡劣，光線不足，羊皮紙的品質參差，即使沒有抄錯，墨水褪色也可能會讓後來的抄寫員看錯。因此，要研究新約不同抄本之間的差異，實要先考慮其特殊的歷史背景。

這些抄寫錯誤，有些很明顯是無心之失 (例如希臘大階字母Μ很容易會與兩個相連的大階字母ΛΛ混淆)，很易分辨，讀者可以大膽假設原文是甚麼。試想虛構例子，今天你在家找到一份字跡模糊的英文手抄筆記，紙張 發霉，有個英文字看似是 “connnon”，中間的三個 n，你大概會估計其實是兩個 m，所以這個字應該是“common”吧。當然，也要看上文下理，如果該段落正在談武器，而那個字的位置應該是名詞，則這便可能是 “cannon” (大炮)了。另外，我們也要看內文描述的年份，如果這份文件是現代作品，題目是相機，這個字也可能是指相機品牌“Canon”，但如果題目是十九世紀的攝影歷史，則不可能是指 Canon，因為 Canon 公司在二十世紀才成立！以上簡單地比喻鑒別學是甚麼。 

另一類的差異，是有些抄本比另一些抄本多了幾個字 (例如〈路加福音〉11:2的主禱文，較早期的抄本是：「父啊，願……」，但很多第八、九世紀的抄本都多了幾個字，變成：「我們在天上的父，願……」)。學者便要估計，為何有些抄本會多了幾個字，這些字是否後加的，等等。

有時候兩份抄本都各有可能的解釋，便要深入考究哪一份較接近原稿了。表面看來，越早期的抄本應該越接近原稿；但其實卻不能一概而論，因為現存的所謂「最早期」抄本，數量稀少，同期的抄本也可能已失傳，而且抄寫的時間約在公元200年，其實也不算很「早期」了，實在距離原稿可能已有百多年，很可能已經相隔了多重抄寫，是否可靠，還要看從哪裡抄過來，抄寫員是否小心，羊皮紙和墨水的品質等。

2.十八世紀：「經文類型」      

十八世紀開始有學者提出「經文類型」(text-type)可分三種，包括 (ISBE, 1989)：

到了二十世紀初，有些學者提出，有些抄本的「四福音書」內容，難用以上三種作歸類，所以提出另一種：


請注意，這些「經文類型」，是用來把內文分類，而不是把抄本分類。有些抄本，不同的章節呈現了不同的特色，例如：​​#032: 華盛頓抄本 (Washingtonianus)：這份五世紀的抄本，似乎是謄抄自幾份不同來源的抄本：

3.十九世紀：魏斯科、霍特、奈瑟勒


Westcott and Hort,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Original Greek (1881), image source: archive.org, public domain

Westcott and Hort,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Original Greek (1881), image source: archive.org, public domain 在十九世紀末，英國劍橋大學的魏斯科 (Brooke Foss Westcott) 和霍特 (Fenton John Anthony Hort) 提出了「中性經文」(neutral text) 的理論，對以上的分類方式提出新觀點。他們指出，應該有一些抄本，最接近原稿，可稱為「中性」；而他們認為，在已發現的抄本中，最「中性」的是西奈抄本(#01)及梵蒂岡抄本(#03)，原因包括這兩份抄本謄抄的時期較早 (所以較接近原稿定稿日)，及缺乏了一些字詞或句子 (假設其他抄本多出的字句是後加的)。其餘的抄本可分三類，包括「亞歷山大經文類型」(略經修飾的中性經文)、「西方經文類型」(經增訂而不太可靠的經文) 及「敘利亞經文類型」(大致上指「拜占庭經文類型」)。他們在1881年出版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Original Greek (188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便是他們鑒別為屬「中性經文」的希臘文新約聖經。1885年出版的 Revised Version (或稱 English Revised Version)，魏斯科和霍特是翻譯委員會的成員，新約便是採用他們的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Original Greek (1881) 作希臘文底稿。

魏斯科和霍特的理論，影響極深遠，今天大部份的聖經，都有他們的影子。

奈瑟勒(Eberhard Nestle)在1898年出版經鑒別的希臘文新約聖經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參考的三個希臘文版本，魏斯科和霍特(1881)是其中之一。Eberhard Nestle其後不斷修訂再版，他死後，兒子Erwin Nestle繼續當Novum Testamentum Graece的編輯。

到了1927年，已經第13版了。亞蘭(Kurt Aland)在1952年加入第21版的編輯團。最新的版本，是第28版 (2012年) 的 Nestle-Aland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NA28)。

聯合聖經公會 (United Bible Societies) 的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2014) 第5版 (GNT5)，經文與NA28相同——這正正是現代流行的英文譯本 (例如NASB、ESV、RSV、NIV等) 和近代中文譯本 (例如聖經新譯本、和合本修訂版、新漢語譯本、新普及譯本、環球新譯本等) 的新約希臘文底稿。

4.二十世紀：亞蘭、「經文類別」              

亞蘭夫婦(Kurt Aland 及 Barbara Aland)在1981年提出新的分類建議，不再用「亞歷山大」、「拜占庭」等名稱，改為更科學的「第一類」至「第五類」。這分類是基於經文內容受「拜占庭經文類型」的影響有多深，「第五類」影響最深，基本上相當於「拜占庭經文類型」；「第一類」代表差不多沒有被影響。

當然，任何分類方式都只是學術研究，不同學者總有不同意見。即使認同「亞歷山大經文類型」屬較可靠的學生，也不一定認同亞蘭的「五類」分類法；況且，也有少數學者至今仍然支持​「拜占庭經文類型」，認為奈瑟勒和亞蘭等人過份輕視一個事實，就是現存的抄本當中，「拜占庭經文類型」在數量上佔超過九成，事必有因，很難單憑現存的「拜占庭經文類型」抄本年代較新，便一口咬定抄錯的機會較大云云。不過這些學者只佔少數，因為奈瑟勒和亞蘭等人的經文鑒別準則，其實和鑒別其他文學作品的分別不大，即使是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的作品，其實今天也找不到原稿，只能靠不知經過多少重的謄抄本來「估計」原文的面貌，因此原文鑒別的理論和技巧，亦不是聖經獨有的。雖然聖經是神的話，不是人的文學創作；但始終負責謄抄的是人，這是不能忽略的事實。

5.總結                                                        

我個人認為，我們不是學者，面對不同的理論，其實也無須懊惱。絕大部份經文的差異，其實不影響原意；偶然有些差異較大，讀經時便要小心，不要對某一抄本有、而另一抄本沒有的經文句子或片語過份解讀。

差異較大的經文，例如〈約翰福音〉 7:53–8:11 (耶穌說誰無罪就拿石頭打通姦淫婦的事件)，有些抄本有這段經文、有些沒有、而有些只有較短的版本。這些差異文，近年出版的聖經都會在注腳詳細說明，大家讀經時不易 混淆。

參考資料                                          

Philip Schaff (1882), Introduction to the American Edition of Westcott and Hort,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Original Greek,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ISBE, 1989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entry: biblical literature)
The German Bible Society: Academic Bible text online: The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Nestle-Aland) and its history
​United Bible Society: UBS Translations
Textus Receptus Bibles 
Rich Elliotte, A Site Inspired by The Encyclopedia of New Testament Textual Criticism